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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党员何之光激荡人心的红色记忆

                  ——中共地下党员、原湖南图书馆副馆长何之光专访

整理者:刘雪平
采访时间:2010年7月13日上午
采访地点:湖南图书馆二楼会议室
采访者:天下湖南工作室赵惠、刘雪平、王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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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的骄阳烂漫,很默契地暗合了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寻访地下党员何之光,让何老跟我们讲讲其投身革命的峥嵘岁月。这天何老起了个大早,细心的老伴安排好早餐等事宜,整顿装束后,二老就静候我们的到来。
    何老名何之光,湖南醴陵人,1923年出生,现已87岁高龄,除偶尔有点头晕外,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不像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朽。在采访现场,何老的出现得到了很多人真诚热烈的掌声。开场之时何老就非常有礼貌地向到场的人表示感谢,看得出他是一个素养好、风度儒雅的人。我们向来宾介绍了何老的革命历程,采访大纲和目的。顺着采访思路,何老有条不紊、滔滔不绝地回忆起五六十年前那段激情岁月。
    1941年何老考入中山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中断学业,参加东江纵队,被分配到东江纵队政治部,担任过中队指导员,背着驳壳枪上前线战斗。在谈到为何会加入地下党和东江纵队时,何老神采飞扬地给我们说起他充实丰富、豪情激荡的高中生涯。1938年何老以“战区借读生”的身份入当时鼎鼎有名的岳云中学高25班学习,在这里他碰到了他的革命启蒙导师——国文教员李昌瑛。李老师思想进步,自己着手编排教材,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鲁迅、矛盾等人的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开展救国拯民的思考,当时班上的同学思想活跃,爱国主义情感相当浓厚,33人的毕业生中,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就有十多人以上,何老就是在这样的进步环境下逐步觉醒,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说起这段时光,何老脸上难掩兴奋热情的神色:“那时在白果的楚南桥上,几乎每天晚饭后,都有我班同学在引吭高歌”。
    带着一份救国救民的理想,何老进入中山大学外文系。新生训练班期间, 其中有两名中共地下党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言语行为均要求进步的何老,经过一番观察,一天傍晚就借邀他一起爬山,在青翠的山林中就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征求何老的意见。经过一夜的思量,当时的何老觉得既然高中时就已树立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人生信念,而今日本侵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何不跟着共产党来为人民谋福利呢?于是第二天一早何老就答应加入中共地下党。说到这里,何老用手比划着,颇有当年下定决心跟党走的坚毅神情。
    1944年,日本发起对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路沿线的猛烈进攻,一路打到衡阳。当时的中山大学内一片恐慌,很多人建议迁校,苦于没有经费因而作罢。此时中共地下党号召学生到敌后打游击。中山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黄德赐就带领何老等一批学生穿越国民党、日本的多重封锁线,到达解放区,参加东江纵队。何老等人是第一批到达的,参加了东江纵队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培训,9月何老和一个湖南老乡陈守均被分配到政治部做干事。当时政治部和《前进报》报社是一起的,何老经常和报社同志交谈,学习粤语,“我还非常佩服报社。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前进报》采用油印,宋体排版,每天竟可印2000多份。”何老如是说。
    1945年3月,何老被派往司令部直属的一个中队当指导员,黄秀任中队长,在增城、龙门、博罗三县交界地区活动。此时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华南开辟根据地,要求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也就是延安的359旅)向南挺进,电令东江纵队北上,在广东省南雄县境内两个部队相距只有数百里路程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二王”部队急速北上,而在芦苇、荆棘中急行军二十余天的东江纵队,未能与“南下支队”会合,中央要求其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全线包围了他们。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四面被封锁,一天两碗南瓜汤,天天如此,难以下咽,红薯都是病号饭,米、盐极缺,但东江纵队的人坚持不扰民,与当地群众共艰苦,打成一片,一起农耕,一起打糍粑。
    叙述到这,何老稍稍有点困倦,他按着头,闭目养神起来。我们考虑到何老的身体,提议提前结束这次访谈。但何老摇摇手,继续给我们讲述起他在东江纵队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何老回忆,他们打游击,一般是呆一个地方不会超过两个晚上,上午休息,晚上行军。一天何老的中队停留在一个客家村庄,早上天气晴好,众人正在出操,村里一位妇女慌慌张张跑来,口中急喊着:“荷火鸡嚟喇!……”这是客家方言,用“荷火鸡”(即瘟鸡)来辱骂国民党,意思就是国民党军队来了。情势危急,富有经验的中队长赶紧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在前面抵挡,一组撤往山上布防,第一组坚守一段时间,立马退到第二组后面布防,二组火速补上阻击,如此更替,边打边防,直到抢占山头。这时另一股敌人从后面山边慢慢包抄上来,幸好中队成员眼疾手快,已抢得制高点,通过一阵猛烈的火拼才打退了敌人。傍晚时分,中队的哨兵也跟上了队伍,整个中队悉数不缺。据说这次国民党军队有两个连,而何老中队只有四五十人。再度回忆,何老仍不掩激动地表情:“若是没有军民连心的情谊,若是没有村里人的及时报信,若是没有早几分钟抢占山头,估计我们中队的人全部牺牲了。”这是真正的兵戎相见、刀枪无眼。
    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接到中央“疏散精干,保存力量”的命令。1946年3月,何老被疏散到粤北的连州中学教书。9月去中大复学,1947年获中山大学文学学士学位。7月何老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华南分局)派回湖南做地下工作,在母校南岳岳云中学教书。而这时距离何老和父母家人上次见面已过去了整整五年。何老的父亲何允涛原在国民党第三战区下属兵站当军需,日军投降后,1945年10月即随军调往台湾供应局。何老深情款款地说:“我参加武装抗日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家里人还以为我失踪了。我父亲曾在粤、湘、赣、闽、桂五省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被文学院支部书记黄德赐看到,才帮忙回信:‘人尚在,不要着急。’直到1946年在连州中学时才与老家取得联系。”
    1948年何老父亲屡次来信催促赴台探亲,岳云中学的校领导和同事也表示赞成,于是何老在请示香港分局领导后决定赴台。正是这次无意的旅程,竟然成为了湖南和平解放中一个意义重大的举动。1948年暑假何老回到长沙,到文昌阁余家探望同学余志宏。余志宏也是湖南醴陵人,是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高足,在校时何老经常到法学院听王亚南教授的讲课,因路途较远,中午就落脚在余志宏宿舍,两人谈话投机,结下深厚情谊,而当时竟互不知对方为中共党员。得知何老要去台北,余志宏非常高兴,写了两封封口信,一封给程星龄,一封给李九思,郑重其事地交给何老,要他亲自将信交给程本人。
    缘何给程星龄重要信函呢?原来程星龄是程潜族弟,因“羊枣案”[注1]的牵连而惹上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拘押,后又放到台湾监管。中共地下党为了策反程潜起义,就想到了程星龄这条线索,请其回湘。余志宏与程星龄早在福建任职时就相识(其时程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余在福建一个研究所上班)。何老怀揣着信函,万分小心,几番周折才见到程星龄,转交了信函,并转达了余志宏殷切期盼其回湘的心意。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何老在留台数月后就和进步女青年李九思等人一起返回内地。这次为地下党当信使,看似简单普通的一件小事,殊不知为日后湖南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程星龄回湘后,和余志宏等人一起商量如何争取程潜,这样牵线搭桥,使得中共方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能够直接对话,大大推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和平解决湖南决策的执行。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出起义通电,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后,何老被分配到青年团湖南省工委任办公室副主任。1950年2月被派往团邵阳地工委任副书记。1957年何老被诬为“右派”,1979年平反。1980年到湖南图书馆任副馆长。现已离休。如今的何老仍旧笔耕不辍,一如当初仍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赤诚火热的心,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关心当代青年。结束时,何老认真地给大家签名,留影,执意拿出自己的藏书分发给在场的人,说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历史。“我就是喜欢和年轻人交谈,成为忘年之友。”何老笑容可掬地说道。

    [注1]:羊枣即杨潮,号九寰,笔名羊枣。1900年出生于湖北省沔阳。30年代初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等“左联”同志并肩战斗,1933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在上海租界地区坚持斗争,再转到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新闻评论和抗日文化工作。他曾为上海《导报》、香港《华商报》和《世界知识》等数十种报刊撰写文章,主编过衡阳《大刚报》,进行抗日救亡和国际反法西斯的宣传活动,,一再招致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44年夏,羊枣被派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在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并兼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高级职员。在永安期间,他编辑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成了东南沿海地区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个刊物。凭藉此刊物,羊枣也奠定了他为中国军事评论家第一人的地位。民国34年(1945年)7月1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非法逮捕羊枣,同时被抓捕的共产党员及进步文化人士有29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事件。该事件被称为“永安大狱”或称“羊枣事件”、“羊枣之狱”。羊枣在事件中被捕入狱,虐待致死,由此引发了国内外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一片抗议浪潮。


致谢:采访前,湖南图书馆沈小丁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何之光先生的不少信息,为我们更好地准备此次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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