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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刘乐扬中央特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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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者:赵惠、徐志、夏雨雨
口述者:刘颂平、易曙
整理者:徐志、刘颂平、易曙

  刘乐扬(1914.10-1995.4),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特科人员,曾在多种报刊任记者、编辑、总编辑,历任学院教授、系副主任、省统战部部长等职。
  解放前为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湖南工作站主要成员,一直从事党的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5次遭敌人追捕,4次深陷敌牢。1947年9月至解放前夕,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新闻系副主任,并著有《中国土地改革改革问题》一书。同时,以特派员名义建立了达德学院“民盟区分部”。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57年受到错误处理,1980年彻底平反。1981年离休后,编写了大量统战文史资料。

刘颂平:刘乐扬第三子,中学教员,已退休。
易曙:刘乐扬之女(排行老六),工程师,现供职于长沙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我的父亲刘乐扬一生充满了传奇经历。1934年,父亲被中共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吸收为地下党员。从此,他先后化名刘少慕、张兆麟、张维、孟南、刘易、洛阳、小草、甲寅,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安徽、昆明、重庆、香港等地,打入国民党军政界、新闻界、教育界以至“中统”和帮会中,大力开展情报活动和统战工作。在1932年到1938年的六年间,湖南白区完全没有党的地方组织,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填补了党在该时期湖南地下工作的空白,有力开展了情报、统战、宣传等工作,父亲刘乐扬即为其中一员。

一、父亲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

  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下称:特科湖南站),1932年由中央军委特科[1]负责人李克农[2]派回长沙的刘道衡[3]所建立。

  刘道衡与其兄刘道一早年均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为同盟会会员。刘道衡在“五四”前后加入杨度的“造乱派”[4],与那些政要、军阀曹琨、孙传芳等人的幕僚、顾问、高参有广泛的私交,易于得到机密情报。北伐军兴之际,“造乱派”人物满怀希望来到上海,然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使“造乱派”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杨度、刘道衡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前,刘道衡已与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有多年私交。在取得中央军委特科批准后,李克农派刘道衡回长沙建立了特科湖南站。刘道衡找到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但未变节的老党员曹治阳、刘萃田、刘纯宜等人,在已有成员赵君实、周寿彭等的基础上,发展吸收了我父亲刘乐扬、熊子烈、曹明道、梁宜苏等人入党,组成了特科湖南站的基本队伍。

二、父亲刘乐扬在特科湖南站的传奇经历

  1933年4月,不满20岁的父亲尚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因看《列宁传》等进步书籍,反对读经、主张抗日被当局以“共党嫌疑分子”抓捕。后因长沙的《全民日报》发表了同情父亲的新闻舆论,当局囿于形势将父亲释放。此事不但开启了父亲与《全民日报》总编李君尧及其家人长达半世纪的友谊,也吸引了刘道衡的注意。

  1934年夏,刘道衡同志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党,强调特科湖南站是中央派来的特别机构,主要为中央收集情报,直接向红军提供紧急军事情报,不与党的地方组织联系,只发展情报党员,一律单线联系。父亲的任务是深入胡汉民领导的新国民党,收集甲派(CC)[5]与中统、何键与两广及其他反蒋派别关系的情报。另有一项特别任务,即挑拨甲乙派的关系,扩大他们的矛盾以打击甲派(CC)。规定一师作为一个通讯据点,外来化名信件由父亲收好后交给组织。同时安排周寿彭(湖北人)做我父亲的单线联系人。是年年底,我父亲从一师毕业后,经曹伯闻委任,进入湖南水上警察局督察处当密查员,单线联系人改为赵君实。

1、深入新国民党,当上了洪帮的“红旗五爷”

  新国民党是胡汉民的秘密反蒋组织,受到湖南地方军阀省主席何键的暗中庇护。新国民党成员主要是失意的政客、党官及少数反蒋的现任官员。新国民党在湖南的负责人鲁兆庆为省政府审计处长,系何键亲信;另一负责人焦达仁[6],为洪帮“楚荆山”的大龙头[7],他们的消息来源广泛,能得到有价值的反蒋政治、军事情报。

  这时,父亲经同学刘熙育介绍加入了新国民党,在水上警察局督察处当密查员时,以职业为掩护,奉命加入了在湘江一带活动的洪帮小山头——“紫金山”当“六爷”,借巡视码头的机会收集新国民党以及何键当局在湘江的交通运输情报,并有机会接近了焦达仁。半年后,父亲便转到焦达仁的“楚荆山”,被封为“红旗五爷”,也叫“巡风五爷”,从而扩大了情报来源。但这项工作不久便因介绍人的变故导致父亲“失业”而中断。

2、打进中统 扩大甲乙派矛盾

  一师学生王才英系南京中统特务,父亲学阿Q式的革命姿态,取得了王才英的信任。王在一师毕业后,中统调他到南京受训,然后派往福建担任情报站负责人。当时中统在国民党各省市的党部内设立了调查统计室,还在各方面发展由南京直接联系的情报员(又称“通讯员”)。1935年夏,王才英回湘结婚,见我父亲新“失业”,便介绍他为中统工作。父亲向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刘道衡马上批准他打入中统。1935年8月,王才英拿给父亲一份表格,要他填好后直接寄到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从此,父亲即以“特约通讯员”身份,同中统负责人冷素白(徐恩曾化名)通信联系。

  在收集情报之外,父亲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扩大甲乙两派的矛盾。父亲把收集到的新国民党的一些材料,取其非要害的内容,再掺点假,通过组织审查、改造后编成通讯稿发给南京中统,但不与湖南的调查统计室来往。又通过另一渠道,告诉何键等人,说有人把他们的情况报到南京了。这就是父亲他们当时经常采用的利用和扩大两派矛盾的办法。有时候,父亲还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单贴到两派头子的公馆附近、中山纪念堂(今农业厅内)的四壁和入口等醒目处,或通过新国民党记者谭仪正把一些查无实据的消息传给黄色小报,让两派互相攻击。

3、“青年运动党团”与“一二·九”运动

  当时胡汉民领导的新国民党,是一股反蒋抗日力量。1935年夏,新国民党开始注意青年工作,成立了一个“青年运动委员会”(下称“青运会”),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在长沙各校发展党员。该组织负责人傅益彰,看中了刚从水上警察局“失业”的父亲,要他做“青运会”的活动联系人。父亲因此掌握了“青委会”的全部名单,并从成员的各个渠道收集组织上布置的情报任务,还借机吸收了梁宜苏[8]、王德恒(湖大学生,毛泽东表兄王季范之子)、刘禄全(湖大学生)等为青运会成员。“青运会”实际成了特科情报工作的外围。

  1935年10月,刘道衡同意成立党内“青年运动党团”,专门指导新国民党青运会的工作,指定刘乐扬、赵君实、梁宜苏为党团成员,赵为书记。“党团”的任务除了推广情报,还要向青年学生做宣传工作,传递党关于“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还要适时做好新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又称联合战线)。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在“党团”碰头会上提议,立即发动长沙各校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举行游行示威,刘道衡同志批准了父亲的建议。

  12月16日晚,父亲和罗祖思、王靖民用“反帝大同盟”的名义,通宵印好了他起草的2000多份宣言,17日晨即送达各校。12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定于20日上午举行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12月19日,我父亲和梁宜苏、罗祖思、王靖民等人分头到各校串联,坚定各校学生参加游行的决心。20日上午,大会由一中学生代表张盈、一师学生代表陈大勋主持开会后,即游行示威。此次游行的秩序良好,何键并未派警察、特务出来破坏,父亲跟在游行队伍中喊口号,向沿途店铺发传单,一直到南门口,大队伍才分为几路回校。

4、创办报刊、参加“文教”,两次逃脱追捕

  “一二·二〇”示威之后,特科湖南站工作重点偏重于政治情报,组织上命父亲打入新闻界取得合法身份。此时,新国民党上层人物对我父亲相当信任,拨付大洋300元,要他筹办刊物。经刘道衡批准,父亲以“青运会”的名义,召集成员开会,决定以“尚志学会”的名义创办《更生》旬刊,由父亲和王德恒组成编辑部。1936年春,父亲在《更生》旬刊创刊词《更生之路》中指出:“造成民族解放的统一联合战线,是当前迫切的要求。”又在《奋励的呼吁》一文中,“要求停止一切内战的自杀政策,以便全力抵抗掠求无已的民族敌人”。这两篇文章是第一次在湖南公开提出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共呼声。

  1936年7月下旬,父亲开始担任《楚三报》、《前锋报》、《晨报》这三家报社的特约记者为之写稿,还帮助《全民日报》编发社会新闻,并住进了该报宿舍。此时,地下党员李仲融在长沙筹组“湖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为“1936剧社”(后改为“现代剧社”),以演话剧为主,帮助学生排演新戏;另一个是“紫东艺社”,由音乐家张曙负责,活动项目包括绘画、木刻、音乐,帮助学生组织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传授绘画及木刻技术。特科湖南站批准父亲加入这两个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6年冬,《全民日报》总编辑李君尧介绍父亲加入当时反蒋的桂系,刘道衡即予批准。西安事变发生后,父亲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全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主张对内和平团结,对外奋斗抗战,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发动内战,断送国家前途。文中指责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篇社论同时在12月16日的《全民日报》和《楚三报》发表,国民党大为震怒,立即罚令《全民日报》停刊三天,并要报社交出作者。特科湖南站的周寿彭同志得知国民党特务将于20日黎明时到报社逮捕父亲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父亲离开长沙。父亲逃离虎口后,在衡阳、安仁、茶陵一带住了几天,躲过了特务的第一次追捕。

  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长沙的政治空气缓和了。1937年1月上旬,父亲回到长沙,住在李君尧家里,负责为“现代剧社”筹备公演抗日话剧《我们的故乡》。陈杏庄以参观预演为名,前来监视剧社活动,同父亲不期而遇。他表面上表示客气,并在公演前对李仲融说:“你们放心公演,我们保证演出安全。”但据周寿彭在侦缉大队得到的情报,省党部要在演出闭幕时逮捕父亲。父亲得信后,演出闭幕前即从剧场后台溜走,后在桂系人员的掩护下,以桂系成员身份投奔广西,第二次逃脱湖南特务的追捕。

5、以智取胜 脱离中统 打入桂系

  1936年,父亲两次被何键特务机构抓进牢房,由于父亲的机智沉着,在组织的巧妙安排和大力营救下,得以安全脱险。

  由于父亲经常同各方人物打交道又写文章,受到了何键特务的怀疑,1936年3月下旬开始派人对父亲进行盯梢。巧在盯梢的“特务”中有中共特科湖南站的成员周寿彭同志,及时掌握了盯梢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特科即派赵君实向父亲申明厉害,并征求父亲的去留意见。父亲决定留下后,赵君实、梁宜苏将父亲的书刊悉数带走,消灭一切可疑的证据,只留下父亲平时发给南京中统信函的复写底稿。同时,梁宜苏借了一套西装给父亲,父亲又借来一件长袍,梳妆打扮起来。一天到晚与新国民党的人混在一起,或与报痞子记者坐茶馆、上戏院。何键的特务忙于跟着父亲转来转去,有点不耐烦了。

  1936年5月2日,两个便衣特务搜查了父亲的住处,把父亲关进了省公安局看守所。父亲对审讯的特务说自己是南京中统的特约通讯员,跟他联系的冷素白就是中统局长徐恩曾。特务说:“你找个铺保来,暂时保你出去,我们再向南京调查。你不能离开长沙,必须随传随到。”于是,父亲就找新国民党谭仪正家的旅社作铺保,关了一个星期就出狱了。

  父亲获释后,将被捕的情况报告南京中统,冷素白回了信,大打官腔,指责他:“不应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是非,引起纠纷。此次被捕,咎由自取,应该反省改正。”父亲将这封信作为盾牌把它带在身上。大约半月后,担保父亲出狱的谭仪正通知他,军法处找他谈话。

  此次是军法处长胡念僧亲自审问,他说“南京中央调查统计局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人,你是另有背景,必须老实招供。”父亲便从身上掏出中统给他的信说:“这封信总不是我假造的吧,这就是南京的证明和承认。”胡说:“南京承认你,并不信任你。干脆对你说,南京是怀疑你的。省党部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杏庄、韩中石都知道你参加了南京中统,一直在监视你。你这次被捕,他们是知道的。”胡还问父亲:“为什么要攻击何主席?”父亲回答说:“湖南有些情况,南京要调查清楚,我就写了通讯,如有不对,你们应该质问南京。”胡又问:“那你为什么参加新国民党?”父亲说:“这也是为了替南京工作。新国民党的情况,你们也向南京报告过。”最后一次审问时,胡念僧采取软攻,劝父亲同他们合作,保证他武官最少可以当个少校,文官最少可以当个高级科长。还说:“你家里很穷,令堂守寡,令弟没有成年,全靠你撑持门面。如果同我们合作,我们言而有信,不会像南京那样对你不负责任。”父亲即站起来表态:“可惜我没有本钱来做你们的官,也没有任何别的组织背景可说……。”

  这次审问结束后,父亲和别人合伙雇佣的保姆送衣服到牢房,小声告诉他:“胖子大哥(赵君实)叫你直接写信给何主席申辩,承认你向南京写的那些信不妥当,希望他宽大谅解。”于是父亲就给何键写了一封信,大意说:自从向南京中统通讯以来,由于对传闻情况究察不深,有些报道不实之词,乖谬固大,用心无他。希本着爱护青年之心,从宽释放。信中还说:“不幸家贫母老,子职有亏。报国无门,遂致感情越激,实亦修养不力。”何键看了这封信,在“家贫母老”等句旁打了圈圈,交给保安司令部。刘道衡同志知道了这些情况,立即动员民政厅长曹伯闻营救父亲。

  父亲出狱后,径直奔到刘道衡家里。刘告诉他说:“何键已向蒋介石屈服,你对南京中统的通讯不起作用了。你要告诉南京,说湖南不许你再干,向中统提出辞职。此外,反蒋的胡汉民已死,‘南天王’陈济棠也已下野到香港,从此要同新国民党断绝关系。”

  父亲于是向南京中统提出辞职。组织要求父亲转向新闻界和桂系,致力于统战工作和情报活动。1936年下半年,父亲转入新闻界,以记者的身份为职业掩护,在继续战斗在情报战线的同时,开始了一个老报人的生涯。在“深入桂系,力求打入其核心”的活动方针的要求下,转移到桂林后化名张兆麟,由李君尧介绍到桂系国民党省党部担任干事。一个月后,调任广西“学生军”一团宣传科长,兼第三大队教导员。

  1938年夏,特科湖南站通知父亲,说已将其组织关系转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我父亲在1938年8月到达汉口同叶剑英参谋长联系上后,从此就中断了湖南的联系。1941年,刘道衡同志离开湖南,特科湖南站结束了工作,工作站的人员关系移交给了党的湖南地方组织。

注释:

【1】中共情报机构
【2】李克农:安徽巢县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人称中共的“特工之王”。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3】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山人,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4】造乱派: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发生分化,以杨度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集中在上海,积极参政,主张改良,以幕僚身份活跃在上海滩,收集和交换情报,后被周恩来吸收到共产党。
【5】甲派、乙派:何键统治湖南时期, 湖南国民党的派别。甲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级党部为中心,又叫CC派,乙派以何键及醴陵籍军官为中心。在国共内战时期,两派都是反共的。蒋介石为了控制湖南,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将何键部队绝大部分调赴前线,并改组了以何键为首的省政府,1937年1O何键调离湖南升任没有实权的内政部长,乙派势力受到更大削弱,这时乙派中较开明的人士逐渐有接近共产党的倾向。
【6】焦达仁:辛亥革命湖南都督焦达峰子弟,同盟会人物。当时为湖南新国民党内管情报和湘粤线交通、联络、运输的负责人。
【7】洪帮:又称“红帮”,是中国最大的和最早的帮会组织。
【8】梁宜苏:又名梁轶素。其父系新国民党员,曾在桂系李济深部当过少将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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