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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激情•反思——访中共地下党员邓立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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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王逸风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3日下午
采访地点:长沙市马王堆医院
采访者:天下湖南工作室赵惠、王逸风、刘雪平

    [邓立碁先生,是湖南图书馆“寻找城市记忆”人物篇活动中采访的第二个中共地下党员。邓立碁,1921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县,曾就读于濂溪中学、岳麓中学、国立师范学院。上学期间,邓立碁痛感于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思想上追求进步,当时的杂志《观察》,对他影响很大。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的失望,对未来的憧憬,最终促使邓立碁在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青春为理想燃烧
    邓老说,他出生的地方在祁阳、宁远、零陵三县交界处,位置偏僻,文化落后。邓家众多人中,没有一个人识字。兴许是邓家人尝尽了大字不识一个的难处,邓立碁从9岁起开始发蒙读书,两年过去,《四书》已经念完。后来又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小学。邓家的经济并不宽裕,邓立碁读书也是饥一餐饱一餐。当时,全面的抗日战争已快爆发,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不过,在偏远的湖南乡下,邓立碁的理想还是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不再过如祖辈一样平庸的人生。“我当时的理想,就是想要过一种我想要的生活,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自由。我觉得读书可以帮助我实现理想,就坚持读下去。”邓老说,当时曾有一位老师劝他去从军,他思量再三,还是选择了读书。中学毕业后,邓立碁想去桂林投考当时的国立广西大学,没有路费,家里又不支持,只好放弃。邓立碁在家乡教了几年小学,后来到国立师范学院读书,继续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随着年龄、阅历、学识的增长,邓立碁对这个国家也越来越了解。可是,了解得越多,就越失望。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深入到骨子里。连年的战争,大大损伤了中国的元气,但是外患方解,内战又爆发了。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曾经让无数青年为之热血沸腾,满以为日本投降了,一切会很快好起来。可是,残酷的现实使很多人的梦想破碎了。
 
    谈起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初衷,邓老说:“当时的国民党十分腐败,经过抗日战争数年的摧残,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穷困,整个国家的前途很渺茫。当时爱思考,有追求的人都对现实不满。那时,有一本杂志叫《观察》,是上海办的刊物,上面登的杂志大多是呼吁自由、民主的。我看了不少《观察》上的文章,觉得要救这个国家,必须得有人奋斗,有人牺牲。国民党的统治让大家失望,共产党对自由、民主的呼吁,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宣传,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我在国立师范学院附中教书。国师是1938年国民政府建立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争的破坏,校址选在偏远的安化县蓝田镇。校址虽偏僻,教授却很有分量,著名的钱基博、钱钟书、储安平都等在这个大学教过书。国师直属当时的教育部,受国民党的控制甚严。岳云中学等学校很早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国师却没有建立起来。不过,到1948年,国师的地下党工作终于有了起色。长沙来的熊家宽也在附中教书,和我是同事。熊家宽是湖南省工委派来南岳主持地下工作的,是地下党南岳支部的书记。我当时受《观察》杂志的影响,追求自由、进步。熊家宽后来就找到我,接触了一段时间,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地下党。我自然愿意,就答应了,这样,1949年,我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采访中,我们问:“当时的共产党处境险恶,经常遭到国民党的镇压、清洗,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您加入中共地下党,有没有想过它会给您带来巨大的危险?”

    回想起当年往事,邓老的情绪有些激动。岁月催稠了脸上的皱纹,却难以遮掩当年的理想。提起这些,邓老兴致很高:“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和现在很不同。那时,参加革命,只是想着要中国好,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要使这个国家富强起来,哪里想到什么报酬。功名富贵,压根就没想过的。大家都是凭一腔热血,流血牺牲也不怕的。”

革命年代的激情
    邓老说,他九十年的生涯中,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日本人侵略到湖南,战线吃紧,军队在前线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得安生。那时,我还在读书,战事紧张,一天到晚跑警报,根本读不好书。沦陷区还惨些,出入都得要良民证,被日本人呼来喝去,没一点尊严。受日本人的气受了这么多年,一听说日本投降了,那种高兴真是无法形容。知道这消息时,我正在山里。正好那里有一个亭子,有个砍柴的也在那里,我就让他扶着我,我爬到亭子上写了‘日本投降我们胜利’八个大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可是,抗战胜利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没多久,内战就打起来了。内战一起,物价大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1947年5月,上海爆发了学生游行,北平、天津、南京、等数十所学校的学生响应,清华大学学生发表了《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学生运动轰轰烈烈,遭到国民党的镇压,5月20日,天津、南京的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的殴打,成为全国震惊的五二〇血案。

    五二〇血案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群起支援。6月2日,国立师范学院学生也爆发了游行。此时,邓立碁在国师附中任教,率先和国师附中学生走出校门,为正义呐喊。据邓老说,游行开始时,并没有多少人参加,国民党的三青团得知消息,准备对游行进行破坏。邓老当时在队伍的最后押队,就带头唱起歌来。学生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大家一起唱着歌,往国师、岳云中学、南岳中学去。一路唱下去,这些学校的学生本来还在犹豫中,被大家的情绪感染,加入的人越来越多。邓老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一个走街串巷挑担卖馄饨的生意人。这天,卖馄饨的生意也不做了,就专门烧开水给游行的学生喝,邓老说,老百姓这么支持游行,主要是因为内战一起,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老百姓对抓壮丁恨之入骨,对学生提出的“反内战”口号自然很认同。

    内战进行到1949年,战事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国民政府准备把国师迁到四川。中共地下党则力争把学校留在湖南。战争进行了几年,物价飞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当时国师派代理院长王兆澄、出纳主任周某某、会计周凯、体育系职员康自励、校警班长王运祥等五个人去衡阳争取经费。这五个人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争取到了经费。几个人带着钱回来,途中却被国民党派人开枪打死。
 
    邓老说,当时有一个邮差看见了五个人的尸体,就来告诉他。他又赶紧去通知国师地下党支部,派人开车去接。五个人的遗体被运回来,全身是血,几乎分不清谁是谁。国师地下党支部害怕国民党还会来破坏,赶紧让学生清理了一下,就在国师大门口召开追悼会。

    当时的斗争白热化,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邓老说,他几乎从不曾感到害怕。革命,就得流血牺牲。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只希望中国有更好的明天。解放后,邓老找到当时南岳的地下党员熊家宽、王向天等人,在南岳白龙潭附近给五位烈士立了墓碑。

反思中回归自我
    革命的年代确实激情燃烧,可是,准备牺牲并不意味着渴望牺牲。亲眼见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失去时,受到的刺激往往会伴随一个人终生。目睹了国师五个人的死去,邓老说,这至今让他难以忘记。

    解放后,邓老被分配到湖南省文教厅工作。但他并不是很安心,他说,他最想做的还是在学校教书。他觉得,在学校里,更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加入地下党干革命,他不是为升官发财。革命胜利了,他仍然想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校,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邓老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乡下去种地。被下放的地方是山区,邓老说,他们当时的工作就是放火烧山,然后种上玉米。大火一起,林中的野鸡乱飞、野兔乱跳,长了数十年的草木尽化为灰烬。山火过后,撒上玉米,可是播下的玉米种子却大都被乌鸦吃掉。这种在现在看来极为荒唐的举动,当时却被视为向大自然进军的革命行为。
 
    回想起这些行为,邓老不胜感慨。他说,人还是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一味地想着战胜自然。单纯的蛮干往往无济于事,保持理性才最重要,这就要学知识。邓老说,他很佩服胡适。胡适这个人,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很多书,有一个流动的图书馆,他对中国文化,对自己都有很深入的反思,这些反思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依然能起到不少作用。

    回顾自己九十年的人生经历,邓老总结道:“我人生的九十年,前30年是在实现自我,中间30年失去了自我,后30年又回归了自我。”
 
    邓老已经九十高龄,身体依然康健,每天还在读书看报,不断思考。他的九十年人生经历,几乎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剪影。邓老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奋斗,有波折,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不过,波折之后,终于还是走上了正轨。历史的意义在于给人借鉴,曾经走过的弯路,再走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或许都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更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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