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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小事,终身难忘——记带信给程星龄的前前后后

作者:何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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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翻阅《长岛黎明——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地下党斗争纪实》一书(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4年出版),看到原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原名周礼)写的《湖南和平解放的回顾》,其中多处讲到程星龄和余志宏在争取程潜、陈明仁等和平起义中所做的重要工作和重大作用,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使我终身难忘的一件往事:1948年7月,省工委军事策反组组长余志宏,为了开展对程潜等高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写信敦请程星龄从台北速回长沙,这封信是我亲自送给程本人的。那么,当时我为什么要去台湾呢?
    我为什么要去台湾
    这个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得不多说几句。
    首先,我必须去香港找党的领导汇报请示。1947年7月,我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华南分局)派回湖南做地下工作,在南岳岳云中学教书,到1948年暑假已是整整一年,原来约定由粤湘赣边区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派人来接转我的组织关系,以便开展武装斗争,但是我盼了一年都没有人来找我(后来才知道该游击队当年被国民党军打散)。我单兵作战,处境困难,虽然约定仍与香港分局联络员李云保持暗语书信联系,但是很简单,不能多讲。我心中非常焦急,便决定利用暑假去香港找分局领导汇报请示。这也是原来约定了的,是非去不可的。
    原来我被派回湖南之前,香港分局领导要我先回湖南,在长沙以南粤汉路沿线附近,找定一个社会职业,然后再去香港接受任务。我到长沙时已是7月中旬,各中学教员均已聘满,我又举目无亲,只有独身姑母何允勋一人在电信局市话台当话务员,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什么关系,最后迫不得已,只能到熊克立老师介绍的母校——南岳岳云中学教书。
    我在岳云高25班读书时(1938年—1941年),受到进步老师李昌瑛的影响,班里不少同学倾向进步,我时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1941年1月,李老师被特务用匿名恐吓信逼走,我和几个进步同学继续进行秘密读书和进步活动,曾因对学校某些不合理甚至反动措施提意见,特别是批评训育主任的“法西斯作风”,险些被开除。因此,这次回母校教书,受到该校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青睐”是毫不奇怪的。三青团区队长就住在我隔壁;校方给我压重担,非要教三个高中班、一个初中毕业班不可,我几次要求减少一个班都不行。每班每周六节课,还要备课、阅试卷,每周批改练习达两百数十份。给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教员这么重的课,在全省著名的岳云中学历史上是罕见的。表面上是重用,骨子里是重压,企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活动,甚至要看我的笑话。我只得咬紧牙关,自己加班加点,尤其是第一个学期,每晚没有在12点钟以前睡过觉,星期天也不休息。我想,如果在这个职业上都站不住脚,保不住饭碗,其他工作还能行吗?决不能让他们看笑话,只有加油干。结果我终于挺过来了,学生反映还不错。第二学期就好了一点,我抓紧业余时间知道学生出壁报,为学生导演了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独幕剧《原来如此》,参加4月校庆演出。同时团结了傅启虞、周德志等几个年轻教师,并在其中培养了一个建党对象邓轩宇(中大同学)。不过,为了党的工作,我还是要离开母校。
    还有,为了解决萧怀德的困难,我也必须去香港找民盟南方总支部。萧怀德原是民盟粤北负责人,广东连县(今连州市)连州中学的校长,该校是附近几个县唯一设有高中部的完全中学。萧思想进步,向我党靠拢。1946年3月我从东江纵队北上部队“疏散”初来,便在该校教书。党组织交给我一个民盟关系,从而与他有组织联系,互相合作得很好,我曾帮助他挫败了当地顽固派企图赶他下台的阴谋。在我9月离开连县到广州中大复学之前,介绍了地下党员、中大同学陈守均去该校教书。1947年冬季,萧在连县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动了武装起义,不久便遭国民党军队镇压而失败,他被公开登报通缉,只身逃到湖南临武县农民家中躲藏。1948年6月,他化名李某某,化装成放排工人,和当地人放木排直下长沙,先找到陈守均(1947年他已被派回长沙,在协均中学教书),后找到我。我们将他安排在中大同学戴季雄等主办的私立会计学校当教务员。7月,他便要我带一封信给民盟南方总支部负责人李伯球,以谋求脱险。事关他的命运,我也非去香港不可。
    在岳云那样的环境中,我决定去香港但是不能公开讲。因为在国民党三青团的心目中,当时的香港是一个“红色”地方。在那里,有中共公开的发言人方方时常发表谈话;有半公开的党的机关报《华南报》每天出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转入地下,也以香港为活动中心;内地许多进步书刊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大都是从香港运进来的,我一不做生意,二没有亲戚朋友在港居住,去干什么?肯定会引起特务注意,说不定还会惹上麻烦。于是,经过香港去台湾探亲成了我最好的借口和掩护,因为据当时报纸消息,只有两个港口有船可以去台,一个是上海,另一个便是香港。
    老实说,经港去台并不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我自己内心也希望去台探亲一趟,仅仅不是非去不可而已。
    我的父亲何允涛原在国民党第三战区下属兵站当军需,日军投降后,1945年10月即随军调往台湾,原跟他在一起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随后也去了。我和他们还是1943年暑假在老家见过面。1944年7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到敌后东江纵队参加武装抗日,便与家中断绝了一切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以为我“失踪”,在粤、湘、赣、闽、桂五省的报纸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没有找到我。只有原中大文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德赐在广州看到这个启事,并给我老家写了几个字,说我仍健在,不要着急。(这是他80年代才告诉我的。)直到1946年3月,我到连州中学教书以后,才与老家祖父母取得联系。1948年暑假前,父母曾三番五次写信、拍电报,甚至还要寄旅费,要我暑假一定去台与离别五年的他们见面。此事岳云校方和部分同事都知道,有的还说我“应该去看看父母”。那时的台湾和香港与内地国统区是可以自由往来的,不需要什么特别证件,就同到广东、广西一样。我决定先向香港分局领导请示,如获同意,再去台北。
    于是,我便名正言顺地公开讲经港赴台探亲,还打算返回时走上海到南京,去看看在原中央大学(后改南京大学)学习的当时恋爱对象傅某某。
    余志宏交我带一封重要的信
    余志宏和我是中山大学同学,又是醴陵同乡,而且互相知道彼此都是进步的。他在法学院经济系,是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高足。在校时,由于文、法两学院相距较远,我到法学院去听王亚南的讲座时,他要我在他的宿舍落脚,有时还买来面条给我当午餐。虽然接触不多,但情意相投,心照不宣。在长沙,我见他家来往客人不少,几乎都是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进出出,对保密似乎注意不够,便猜测他很可能是民盟的人。
    1948年暑假我到长沙后,便到文昌阁余家去看望他夫妇,谈到我将去台北探亲,他便喜形于色,恳切地留我一定在他家吃饭,他要马上写信请我带去。后来,他交给我两封封了口的信,一封给程星龄,另一封给李九思。他郑重地告诉我,程是一位开明进步人士,被反动派监禁过,现在台北赋闲。因恐有特务监视,邮寄信件会怕坏事。他要我务必亲自将信交给程本人,并一再嘱托我见到程时,一定要他速回长沙。我说,知道了,只要我到了台北,一定办到。他的信中写了些什么,我不便多问,但凭他的说话和神情,也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因此更增强了我去台的决心。至于李九思,他说她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女青年,也要我尽可能动员她回来。
    我感觉带信给程星龄可能冒一点风险,便把信着意收藏好,并准备了一套应付检查的说法,如果万一遇到严格检查的话。
    在港办完事,回广州找船
    我到香港后,即按原约定地址和暗号找了两次,才找到分局联络员李云,向他简单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两点要求:1、请分局领导将我的组织关系转给湖南党组织;2、我去台湾探亲是否可行,也请领导考虑。李云说他会向领导转达。他约我三天以后再见面。
    我便利用这三天时间,找到民盟南方总支部李伯球,将萧怀德的信交给他,并且和他商定,将来一有机会就让萧潜去香港,以保安全。他还交给我一百港元作为萧去港的旅费。(1949年1月初,会计学校放了寒假,我听说老同学、可靠朋友、地下党员杨维新有事要去香港,便将始终未动的一百港元交给萧,并拜托杨将他安全护送到了香港。)
    同时,我还跑了几个轮船码头探询,得知去台的客轮都是外国公司的,只使用外币,票价很贵,国统区的钞票不值钱,最低的船票我也买不起。这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只得改变主意,反正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台湾就不去算了。
    第四天,我和李云再次会晤,他说分局领导很忙,这次就不同我见面了,一切由他转达。他跟我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仍强调斗争的长期性,要我不要急躁等。当时预估解放战争可能还要打三几年,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展那么快。他还说,领导上同意我的两点要求,只是在台不要住得太久。我将轮船和票价情况告诉他,说我去不成了。他沉思片刻后说,他听说广州也可能有船去台,要我到广州时去打听一下。
    我怀着侥幸的心情回到广州,到好几个轮船码头打听,结果是客船确实没有,但有一艘货轮挂牌三天内开往基隆,并售统舱票带客,票价便宜。我便乘这艘货轮经过两个夜晚加一个半白天的航行,于8月上旬到达基隆,即转汽车抵台北家中。幸喜一路上都没有遇什么麻烦。父亲当时是“台湾三军总医院“的事务部主任,仍是军需工作,与母亲弟妹等住在医院的宿舍——一栋日本人留下的木制平房里。
    在台北送信,又经广州返回
    按照余志宏写的地址(没有写单位),我在台北市内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那个地方,问当地商家也无人知道,迫不得已只好问父亲,原来我不想让他知道此事。谈到程星龄,他说他不认识,但听说过,知道程是醴陵同乡,曾与我堂叔何允汉在北京大学同学(当时父亲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后因家中经济困难而辍学)。他说程读书读得很好,后来听说程在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手下当过省政府秘书长,为人不错。言语间他对程怀有好感,并不知道程曾被蒋介石监禁过。我便提到送信的事。他说那个地址他知道,确实很不好找,他愿意带我去。到星期日,父亲不上班,便由他带领,在郊外找到了程家。这时已是8月中旬了。
    程星龄家距离台北市街区相当远,我们骑自行车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中途问路两次,当时见到了程和他的夫人周之中。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后,我将余志宏的信交给程,并转达了余殷切盼望他速回湖南的嘱托。他看完信后高兴地说,他原来就想回去,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湖南的信息,一直没有动。他感谢我带这封信给他,当即决定8月底以前就动身,并问我是否与他同路。父亲连忙插话说我刚到台北不久,还想要我多住些日子。我想与程一家同路目标太大也不好,便婉谢了。
    此后,我在市内找到李九思,交给余志宏的信,对于回湖南她很犹豫,说让她考虑一下再说。我也没有多说。由于受了余志宏的嘱托,不久我又去找她,作了一次长谈。我向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等,终于说服了她,并决定同我一路回来。她后来又邀了一男一女两个姓李的年轻醴陵人同路。还有父亲一位老同事、好朋友、湘乡人刘惜鲁请长假(不干了),一家三口也要和我结伴回湘。甚至父亲听了我说的种种情况和道理(当时我憧憬着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美好前景),也动了回乡之心,但因为他的钱订购了一种新型的碾米机;家中人口多,旅费不够而作罢。这样一来,同行的共七人(其中一名五岁男孩刘勉怡)。
    那时回内地的人很多,第一站几乎都是到上海,买船票很困难。我们买了几次都空手而归。我心里非常着急。父亲只好去找老关系,据说有一条军用运输船不久即将开往上海,叫我们先去看一下。那天下大雨,父亲领着我们几个人去基隆,见那条船比较小,舱里装满了货物,没有座位和睡觉的地方,甚至防行李也成问题。我虽然可以将就,但是其他人都不愿意,便放弃了。随后我想起了来台时乘坐的广州大货船,不得不放弃原定走上海去南京的计划,决定找返航广州的货船,并取得同伴们的同意。不到三天便找到船了,也是统舱带客,我们便乘这条货轮到广州,大统舱里就只有我们七个人,很宽敞。为了买船票和找船,费了很多工夫,耽误了至少两三个星期的时间,结果还是走广州回来。由于同伴们想看看他们从没有到过的广州,便停留两天后再乘火车直达长沙,当时大概是10月底了。
    在抵台北之初,父亲见我身体消瘦,面色苍白,一再要我到他们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是贫血和营养不良。于是,父母一定要我休养和吃药补血。每当我提出要回来,他们都坚决挽留。父亲还想要留我在台北教书,说台湾的教育水平低,能够在岳云教书,在台北根本不成问题等。我说我的事业在内地,恋爱对象也在内地(他们对我有了对象非常高兴),不可能留在台湾,台湾不是我安身立命之地。他们见我回来之心坚决,也就不提此事了。后来,父亲还叫勤务员帮我买船票和找船。
    回长沙以后
    火车到长沙,同行的人各方散去。我到三尊里市话台,与姑母一见面,就问她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她说没有哇。我说您仔细想一想。她说没有就没有嘛。我听了,知道党组织还没有来人接转组织关系,心中落下了一块石头。因为我留给李云的地址就是姑母处,由于买船票耽误了时间,我很担心党组织来人找不到我。既然没有人来找,说明我还没有延误党的事,这就放心了许多。
    不久,在余志宏家得知,程星龄已经回来,我也落下了心。余曾带我到长沙市商会程的住处见过一次,听说他在省政府任了官职。此后我与程就再没有联系了。
    为了在南岳岳云中学留下火种,1948年12月我写信要邓轩宇寒假回家(岳阳)经长沙时一定来找我。后经正式手续,我作为介绍人和监誓人吸收他入了党。他后来在南岳发挥了作用。
    大约1月中旬,在余志宏家,他用试探口吻征求我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他自己打算参加。我正因为没有人来接转组织关系而发愁,极想通过他找到党组织,我说我愿意参加,问他有没有介绍的人?他说有,是一位唐先生(到80年代后我才知道这是周里的化名)。我请他赶快找唐先生与我们见面。他说唐先生住在河西,过河不方便,他又很忙,一下子不容易找到。我说反正是越快越好。当时我想,只要见到唐先生,我就说明身份,要求接转组织关系。后来我觉得自己太保守,过于坚守不暴露身份的纪律和原则。如果当时将身份告诉余,请他转告唐先生不就解决问题了?
    不几天,我正准备去找余志宏,在住房门上发现一小字条,写着“来访未晤,过两天再来”,落款是“沈立人”。我想一定是党组织派人来了。后来换了赵光白来接转了我的组织关系,我也就没有去找余志宏了。
    回到长沙后,找社会职业也是我的一件大事,由于家境不宽裕,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本来我可以向余志宏以至程星龄提请帮助找职业,但是我不愿意混迹官场,还是教书好。当时我还以为余也是在官场中,所以均未向他们提及。我还是找了熊克立老师,11月他便介绍我到含光女中教书。赵光白问起我的职业时,我说已定在含光教书。他也认为可以。我便如期到含光女中了。
    1948年我去台湾这一趟,包括带余志宏的信送给程星龄等,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然而,解放后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检讨以及申诉,不知写了多少万字;受到的处理也非常严重,甚至在煤矿井下,几乎丢了小命,确实是死去活来,九死一生。因此印象特别深刻,记忆犹新,58年过去了,一些细节仍如在眼前。
    这次,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稿,乃将过去的稿子再修改补充一番以应征。

                                                                             2004年12月稿
                                                                        2006年8月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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