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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母校高25班 ——并以此文纪念李昌瑛老师

作者:何之光  (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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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无数条支流,
四面八方汇合在一起,
“心是分不开的”,
永远向前冲激。
改造旧文明,
建设新世纪。
大家工作,
大家游戏,
在自由之海里,
没有我你。

    这是李昌瑛老师1939年9月为高25班作的班歌,并由谈正凯老师谱曲。它反映了我们班的思想和生活,反映了我们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进一步觉醒,蕴藏着同学们的青春热情和远大理想。虽然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当时班上最年轻的我,也是年近七十五、白发苍苍的老翁了,但几位老同学在一起唱起这首歌来,却还是那么豪情激荡,那么意味深长,仿佛回到了那个一起风发的青年时代。怎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怀念和回忆!
    高25 班是1938年9月初在南岳入学的。开学后才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迁南岳,要占用母校校舍。母校被迫仓促迁往白果。在白果刚开始安定上课,11月12日,又发生长沙“文夕大火”。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似乎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学校无法保障安全,只得宣布放假,让师生们各自回家逃难。1939年2月,岳阳前线战局已经稳定,母校通知,凡在校学生包括借读生[注1]都可继续原班入学。我们便在白果直到1941年6月毕业。
    当时,由于受到抗战初期思想解放的影响,又有进步的同学徐盛特别是国文老师李昌瑛的影响和指导,班上爱国主义思想相当浓厚,追求进步,思想活跃。《大众哲学》(艾思奇著)等书,悄悄地在同学中传阅。课余时间,以徐盛和楚顺安为首的双方,常有“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唯物还是唯心”之类问题的辩论,往往争得脸红耳赤。
    高一每周还有一节音乐课,由谈正凯任教。他教的几乎是抗战和进步歌曲。示唱时,他那激越的感情,宏亮的歌声和慷慨激昂的神态,令人感动而印象深刻。他教我们独唱、齐唱、轮唱、两部合唱及四部合唱,大家都很喜欢,全班唱歌之风高涨。在白果那古老的楚南桥上,除了下雨,几乎每天晚饭后,都有我班同学在引吭高歌,引来不少过路人围观。
    还是在南岳时,徐盛与我座位相邻,我们很快便认识了。他曾领我在南岳的书店买来一些抗战杂志和文艺书刊,引起了我对课外阅读的兴趣。1939年在白果,他帮我,还有班上几个同学,先后做了桂林生活书店的长期“邮购读者”[注2],各种进步的文艺和社会科学书刊陆续从书店寄来。
    使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是李昌瑛老师。他从高一到高三一,担任我们班的国文教师两年半。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思想进步,博学多才,循循善诱,受到大家的爱戴和尊敬。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当时母校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看来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冒着很大危险,辛勤地撒播着革命的种子。
    当时没有统一课本,由李老师自编教材。他将鲁迅、矛盾、高尔基等的作品如《狂人日记》、《白杨礼赞》、《爱神与死》等,以及五四运动时期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都编入国文讲义。当然,其中也有韩愈等的古文,孔、孟、老、庄诸子和古典诗词歌赋曲等。这些,他都用新的文艺和哲学观点加以阐释。他还指定《子夜》(矛盾著)为课外必读书,并拟了提纲,要求写读书笔记和心得,分析它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等。这些进一步引起了我们对文艺的喜爱,阅读了包括《苏联作家七人集》等在内的不少进步小说。同时还订阅了《文艺阵地》(矛盾主编)、《全民抗战》(邹韬奋主编)以及其他报刊。
    1939年暑假,高25班由李老师亲自带队,奉命到邵阳农村做兵役宣传半个月。他要求我们认真负责做好工作,支持抗战。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到各乡、保、甲,吃住都在农民家里。每天走村串户,宣传抗战形势和“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的道理。善于美术的王琪等,分工专门用石灰水或墨水在墙壁上写大字标语。半月后,那一片农村适写的墙壁上,都写满了显眼的抗日标语。
    1939年下半年高二一,我们班仍然住白果街上的刘家祠堂。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开学不久便成立了班会。这在当时的母校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使李老师可以名正言顺地从各方面领导全班,我们通过大家同意,以班会名义正式聘请他担任班导师。当时母校并没有建立导师制,更没有班主任一类设置,所以这也是一个创举。
    李老师欣然为我们写了班歌,并请谈正凯老师谱曲和教唱。此后,整个班更加活跃起来,各项活动达到了新高潮。
    班会组织了读书会,分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组,同学们自愿报名参加。当同学们推举我作文学组长时,我因自己是借读生而推辞。但看到李老师投来的目光后,我便接受了。他为人和蔼,但他那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神却颇令人敬畏。班上还有以谢保之刘一宇等为骨干的歌咏队,以吴华安周建廷等为骨干的戏剧小组。只要学校有什么任务如抗日宣传、游艺活动等,高25班都有节目参加演出,还有以罗学骞、吴华安、肖邦杞为骨干的排球队,在1940年秋季全校高中班际比赛中,团结拼搏,夺得冠军。
    在一次节假日,李老师率领我们全班徒步到湘乡县城旅行。他指导我负责编辑了一期《班刊》,便是这次在湘乡铅印的。在旅行回程上,我们还绕道霞岭,到明德中学与该校同年级同学开了联欢会。
    1939年冬,期终考试结束后,我班单独组织了一次游艺晚会,由班会正式邀请的何校长、文副校长、李昌董教导主任和李昌瑛、熊克立、谭创余向大支等一群教师,以及其他各班学生代表,都来出席观看,并备有简朴的茶点招待。除歌咏等节目外,我记得由吴华安和周建廷等演出了京剧《捉放曹》一段,还请外班的女同学刘长青等表演唱歌跳舞。观众越来越多,晚会开得很热闹,一时称为盛事。
    李老师教课非常认真,对我们要求也十分严格。我们作文中有用词不当、错别字以至错用标点符号,他都用红笔一一点出,由各人自己改正;不改正者扣分。为了准确用好和读好字和词及积累词汇,他鼓励我们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大辞曲》,教我们学会运用“四角号码”翻检。当时全班买了这本辞典的几乎达到半数;课余常出现几个人同时查找一个字或词,看谁找得快的比赛。至今我仍深切感到,他这种严格训练使我们终身受益。
    李老师讲文艺理论,讲创作的现实主义和其他流派,强调写现实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反对“言之无物”和“无病呻吟”。他教我们不要脱离或逃避现实,而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讲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男尊女卑之类。讲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反对专制与独裁。他强调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反对4人云亦云,不动脑筋。他还在课堂上讲过:“佃户给地主交租似乎是天经地义,但也是另有一种法律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所有这些,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我们的思想插上了翅膀。我们对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溃不成军,它的独裁专制统治的残暴和腐败,以及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等等,看得更真切更深刻了。李老师引导我们在民族战争中开始了新的觉醒,进一步追求救国拯民之道。
    1940年春以后,蒋介石政府日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实施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一系列秘密命令,强化它在大后方的统治。桂林生活书店先是被特务捣毁,后来竟被查封。三青团也开始进入母校活动。高25班新来的三名插班女生就有两名是三青团员。她们入学不久便发展组织,分别约了向大甘、吴谟、谭正 和我等,到他们租住的附近农民房子里谈话,征求加入三青团。但我们都婉言拒绝了。1940年9月,学校还新增一名训育主任来加强管理。
    在这种形式下,班会及其各项活动不得不偃旗息鼓,昔日热气腾腾的活跃局面再也看不见了。
    然而,在表面的沉寂底下,我们一群进步同学的课外读书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悄悄地秘密地在继续。有的躲在寝室里看书,甚至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有的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隐蔽到附近小山窝或树林中看;有的率性附近农民家租了房子走读,课余自由自在地看书。其他人也就三三两两到他们住处,有时边读书边议论,或交换书籍。1940年冬,我和吴谟向大甘三人,也曾租了农民的房子,读书半个月才回家过年。为了寻求救国拯民的真理,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阅读重点已经由文艺转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等书。这些书名不同而实质上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对我们政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认识到“工业救国论”等一切改良主义都无济于事,要救国舍革命别无他途;初步树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传阅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我们对抗战的胜利增强了信心,并认为该书充沛着唯物辩证法,讲的有理有据,颇为佩服。李老师曾在私下谈话中说过:“毛是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们(指共产党)有这样一些能人,中国的事情由他们来管才有办法。”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初步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些秘密读书活动也是在李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常提醒我们注意和警惕三青团的活动。可没有料到,国民党特务对他下毒手了。1940年冬,他突然收到特务给他的匿名警告。放寒假时他被迫离开岳云,离开我们,返回他的家乡新宁县。临别前夕,我还向他征求考大学学什么的意见。他说我最好学外文,将来可以再文学方面有所造就;有了外文工具,无论进一步深造或做外交工作都好。于是,后来我报考的都是外文系。
    1942年春,我在中山大学接到向大甘等来信,说李老师在新宁楚南中学任校长,不幸已于1941年冬病故。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为指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倾注了满腔心血,英年早逝,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他播下的种子开了花,结了果。据我所知,高25班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33人毕业,在抗日时期和解放以前,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就有十人以上(这数字很不完全)。这在当时当地象母校这样的普通中学是很难得的。这一点差堪向李老师告慰。
    1941年6月,高25班毕业考试结束后,照例举行由校友会主持的全校毕业同学欢送会。当时的训育主任李启礼,不把学生看作平等的人,往往横蛮无理,强行压制,动辄训斥处罚,甚至动手打人,被称为“法西斯”。同学们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同时对学校过于偏重数学,培养目标不全面,读死书,重罚青教包括严厉的淘汰制等,也颇有微词。但平时根本没有渠道和机会提出。大家认为在欢送会上致答词是好机会,便推举了四名代表,按顺序一人讲一个问题和意见。
    欢送会上,代表们按计划致答词,除了感谢母校和老师们的教育培养外,讲了一些批评意见。他们虽然没有点名,但一听就知道是针对李启礼的。没等第三名代表讲完,李就火冒三丈,拍桌打椅,高声叫嚷,不准代表们讲下去,结果,欢送会被闹得不欢而散。
    当晚,李启礼等还召开了教职员“紧急会议”,提出要严惩高25班学生,竟要求解散全班,不发给毕业文凭;退一步要开除19名;最低也要开除9名。他们决定派代表到耒阳请何校长裁决,并扬言要以全体教职员辞职相威胁。这些都被潜伏在会议室外面的左华夏听到了。次日,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无比愤慨。经全班讨论决定,立即写好“呈文”,由吴谟、向大甘送去耒阳,抢在他们的代表之前,向何校长请愿。何校长听了情况诉说后,当面答复说“这种事不能开除学生”,李启礼的脾气他知道。
    不久,何校长回校,亲自处理这个事件。高25班全体同学留校待命十余天,中间还商定,如果学校当局听从李启礼要开除学生,那么,大家决心以暴力对付暴政。最后,何校长正式明确表态:“保证不开除一个学生,全班都发文凭”。得到这个保证,大家认为何校长到底还是思想开明,爱护学生。一个个对何校长怀着尊敬的心情,离开了学校。一场更大的风暴也就避免了。


    [注1]“借读”是抗战时期使颠沛流离的战区学生方便入学一种办法。凡是战区学生,不论初中、高中、大学,可以不经入学考试借读,所以又叫“战区借读生”。据我所知,借读生没有学籍;读完一学期后,如果有任何一门功课不及格,便取消借读资格,且不发给任何证件(如肄业或修学证明及成绩单等);如所有功课及格,还要通过入学考试才能取得学籍,转为正式生。我在母校借读一年半,第一次因长沙“文夕大火”,第二次因患疟疾,未能参加入学考试。直到1940年春即高二二才转为正式生。
    [注2]“邮购读者”是当时桂林生活书店方便外地读者购书的方法。读者只要汇一笔款给该店邮购部,即可立帐户,登记为邮购读者。书店的图书报刊目录便陆续寄来读者选购,读者选好寄去,书店便将所需书刊和帐单寄来。为避免检查,有些书款将用尽或不够,可再汇款,也可随时结帐消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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