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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长沙纪事
 
 

地点:湖南省广电中心
时间:2011年5月17日下午
采访者:赵惠、夏雨雨、徐志
整理者:夏雨雨、赵惠

有句老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来到长沙已经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经历早被岁月的风尘冲淡了,但回忆半个世纪前的情景,就好像是发生在前不久的事,我也更加珍视今天。

随军辗转南下

1930年,我出生于山东蓬莱。1946年日本投降后,因受“走天下、闯关东”传统的影响,跟随闯关东的队伍到了东北。16岁就在大连一家公营纺织厂当工人。在工厂,我表现得很活跃,成为工厂里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组织和领导的重视和培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从华北、西北、中原和东北五个解放区抽调53000名干部,组成若干区、县委、地委、区党委及各级政府组织,待大军渡江时,分别随军南下,到达江南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地方党政各级组织,进行接管、开辟工作。1949年2月,解放战争全面大反攻,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东北局根据中央部署,指令东北总工会在工厂、企业中抽调大批先进积极分子,进行培训。

1949年2月份,我接到上级通知到沈阳参加东北局和东北总工会主办的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学习。前来学习的都是从产业抽调的工人,我们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学习“猴子变人”,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接管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政策。

三个月培训后,开始南下。大概五月底时,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天津。当时,南京、上海、武汉都还没解放,无法接手新区,于是我们在天津等着新区解放,这段入等待的时间里,我们专门学习管理城市的新政策,听取了李立山、陶铸等中央领导的报告,我还清楚地记得新政策强调“原生、原汁、原制度”,意思就是不要打乱原来的秩序,保留原来的制度、薪水,让其正常的运行。学习持续了半个多月,通过学习,我懂得了很多。

不久,南京、上海、武汉相继解放,我们东北工人政治大学的1000多人在天津一分为二,一部分到武汉,一部分到南京上海,我们是被分配到武汉。当时,交通不便,铁路、公路都没有修复,火车很不正常。我们从天津出发,坐火车到武汉,没有客车,只有闷罐车,车开得很慢,沿途走走停停。南下是边战斗、边行进,当时,上有国民党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散兵游勇骚扰,供给极为困难,部队的生活条件很差,加之正值暑天,行军比较艰难。但南下队伍,因为大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骨干和工人先进份子,大家以苦为乐,始终都充满着乐观精神。解放军在前方推进,我们的队伍也就节节跟进。
火车到河南漯河,遇到桥坏了,火车无法过去,于是我们改坐军用汽车。七月份我们到达了武汉的武昌,被安排住在蛇山上的克强中学。我们本来是准备接手武汉,但到达的时候晚了一步,已经有先到部队接手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等待长沙和平解放随后接手长沙。于是在武昌休整了半个月,在此,我们重新编队,编成了解放军部队序列。因为由于不是战斗部队,为了区别于正规解放军部队,我们南下部队只冠以编号,而不以什么军什么师编队。我们东北工大的被编在105部队的三大队(三支队),部队成员大多来自山西的、河北的,河南等各个地区。

抬着班长步行几百里路

七月下旬,我们三大队开始从武昌出发,向湖南行进,坐火车到达湖北咸宁时,交通阻断了,汽车、火车都没有,只能步行前进。我这一辈子都记得南下走路的这一段历史。南下队伍浩浩荡荡,部队人多,行进中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我们东北工大被安排到湖南的有500多人。那时候天气特别热,行进中没办法洗澡,出汗了只能用毛巾擦擦。从北方来的我们,非常不习惯南方这种又湿又潮又热的天气,加之还有许多蚊虫叮咬,部队里有很多人患上了虐疾,生病“打摆子”。 队伍中病号很多,走不动了就靠在路边,等着收容队来救助。可是天气太热,患病的很多,收容队忙不过来,只得将病人先放在路边等待,有病得厉害的等不到收容队收容的就死在了路边。

我们的班长姓刘,他也患了虐疾,我们不放心将他放在路边,于是决定抬着他走。我是其中最年轻的,还有一位比较年轻战友,我们俩就一直抬着班长,从咸宁一直走到长沙。8月份走到平江,我们休整了几天,又继续往南走,经过铜城、平江,然后进入长沙,每天要走四十多公里,十多天下来,我们两个人抬着刘班长走了几百里路。这是一段我无法忘怀的记忆,里面饱含着我们南下队伍中纯朴、真挚的战友情谊。

进城这一天,我们兴奋极了

8月初,我们的队伍走到长沙近郊的东屯渡,住在东屯渡的一个庙宇里。当时,长沙已是大军压境,和平解放长沙谈判正在进行,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感召下,深明大义,毅然起义,8月4日,长沙获得和平解放。我们随军入城,在省委的领导下,着手进行接管和建政工作。

进入长沙城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深刻,从咸宁步行到长沙一路上大家都没有洗过澡,一身都臭了。在进城的前一天,大家都洗一个干净澡,换上了新军装。进城时我们很兴奋,当时规定唱四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进行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进城的队伍浩浩荡荡,长沙城满街都是欢迎我们的群众,十分热情。我们这支队伍,大多为年轻人,身穿新军装,意气风发,精力十足,大家腰杆挺得笔直的,步伐孔武有力,走在长沙城里,很受人瞩目,欢迎的人群不断地向我们欢呼,自豪之感油然而生,我们更是浑身是劲,扯着喉咙放声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得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歌声雄壮有力,唱响了整个长沙城。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约有1300余人的南下队伍进入长沙(包括四县),并随后分配在市、县各级工作岗位上开展工作。回首1949年随军南下的这几月,从5月份到9月份,从沈阳出发,途径天津、武昌、咸宁、平江,到达长沙,这是我参加南下工作的第一阶段,拉开了长沙生活的序幕。

南下队伍纪律严明,因买鸡蛋而挨批评了

南下队伍纪律严明,入城布告俗称约法八章、安民告示,申明共产党对城市各方面的政策,安定人心;尽快恢复秩序;对进城工作的人员而言要求加强学习,增强政策观念,遵守纪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克服游击作风。通过学习我们铭记不能骄傲、不能贪图享乐,不能做损人利己和违纪违法的事。很注重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强调不能应先与损坏群众的利益。为了不干扰群众,我们的队伍,不论男女晚上大多在野外露营或在街边的屋檐下睡觉。

南下途中,实行供给制,每人发三个银元。我记得我们走到平江小镇时,我去一家店铺买鸡蛋,可是买回的鸡蛋是臭了的。于是,将情况告诉另外前来买鸡蛋的老百姓,劝他不要买。可是这件事情,让我受到了批评,因为我的行为影响了卖鸡蛋的老百姓的经济利益,“老百姓的东西,不好你可以不买,但不可以让别人也不买,不能影响老百姓的生意”。经过教育批评后,我深刻认识到:我们作为南下干部,应注重自身的影响,注意细节,将老百姓的需要真正放到自己心里。

接管城市,新区换新颜

与我同行的战友主要被安排到了工厂、铁路、税务、工会,也有一部分去湘西剿匪了。我被分到了湘潭税务系统,后又调至醴陵税务。当时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人虽年纪小,但是因为是解放军的身份,很受人尊重。十九岁的我,当上了醴陵路口税务所所长。我们工作坚持的原则口号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新中国财税系体的建立做基层保障。

1950年我被调到了湖南省总工会。当时共产党的身份还没公开。在工人队伍里建立工会,来提拔干部,让工人当家作主。推行民主改革,教育发动工人,“反封建、反霸头”,反对旧制度,让工当家作主。当时,我们有个称为“三同”的优良传统,即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得那时我们与矿工一同住工棚,白天背着背包到矿山,跟工人一起下井挖媒,与矿工混在一起。因为自己“三同”作风,事事带头,树立了威信,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通过工会的形式进行民主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清理阶级队伍,排除“异己分子”。尤其反贪污方面的力度很大,比如我们自己如果拿一个公家的信封使用,要求向上级说明白,把情况说清楚。当时我们大家干净得很,都没有污点,干部几乎一尘不染。

这段历史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段,也影响我一生。因为如果没有南下,我就来不了湖南,也没有我在湖南的这一段历史,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家。南下是我参加革命的重彩一笔,这段经历,让我们这拨人拥有了一个值得自豪的共同称谓——“南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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