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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演剧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1938年8月组建于武昌。
组成与建制 
  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华北、上海、南京等地。为动员全民抗战,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周恩来代表中共出任副部长。4月,成立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宣传工作的指示,着手进行收编、组建抗日宣传团体编入三厅建制。8月,在武昌昙花林宣布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其中,抗敌演剧队由郭沫若、田汉、洪深主持训练1个月后分派各战区抗日前线工作。  
  抗敌演剧队建制为28人,正副队长由上级任命,队务委员民主产生,队内实行民主管理,大多数抗敌演剧队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建队初期由中共三厅特支领导。此后各个阶段的活动都是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 
  在抗战前期,一队在广东,二队在江西、湖南,三队在山西,四队在湖北,五队在安徽、江西,六队在安徽、山东,七队在浙江,八队在湖南,九队在广西,十队在河南,进行演剧宣传活动。
各阶段的主要活动
抗敌演剧第一队  
  前身为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后成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徐韬,中共支部书记为陈元(孟启予),主要成员先后有魏曼青、张客、舒模、李超、刘双楫(木)、高博、蒋超、冯法穓、葛文骅、史莽等人。1938年8月,被派往武汉前线张发奎部第二兵团工作。不久战事变化,突围到湖南活动。长沙大火后,会同二、八、九队执行救济灾民活动,后随第二兵团进入广东韶关地区,对粤北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演出了各种街头剧、活报剧。1939年春,被第四战区政治部吞并改编为艺术宣传队,派赵如琳当队长,原队长徐韬回军委会政治部。队内党组织坚持工作,抵制当局的控制措施。1940年春,恢复原建制,魏曼青为队长,随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到广西,为柳州军民演出《我们的故乡》、《包得行》(与九队合排)等剧目。1940年底,日军退出南宁,一队会同九队赴南宁进行群众工作,同时创作演出了张客、齐闻韶、吴淞的《南宁克复后》、李超的《边城之家》、《霸王山》等剧目。
抗敌演剧第二队  
  前身与第一队相同,原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四队,队长郑君里,成员有原左翼剧联盟员瞿白音、沙蒙、吕复、赵明、许之乔、舒强、水华、许秉铎、洪遒,还有参加过左翼戏剧活动的严恭、于因、田青、陈家松、王家乙和来自苏区的石联星,并吸收了青年演员刁光覃、夏淳、朱琳、江俊、高重实等。不久瞿白音、郑君里先后离去,吕复继任为队长,赵明为副队长。1938年10月,参加长沙大火救灾工作后,被派往江西第十九集团军驻区工作。1939年初,在修水前线和南昌地区演出了《生死关头》、《三江好》、《壮丁》、《家破人亡》、《人命贩子》、《闹元宵》、《木兰从军》等剧目。1939年夏,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为加强控制,将二队调往长沙第九战区湖南以“突击测验”、“甄别谈话”和派进“队员”等手段寻找“异党分子”。队内中共党组织领导全体队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于形势,中共支部书记史民和部分骨干先后离队,吕复兼任支部书记,在江西、广西补充了两批新队员,有田野、沈默、赵元、冯旭等。1939~1940年,二队曾两次到湘北前线为军民演出,除原有剧目外,上演了《一心堂》、《卢沟桥》、张客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和《一年间》,还演出了本队创作剧目严恭的《挖公路》、赵明的《水车转了》和吕复的《保卫大湖南》。
抗敌演剧第三队  
  前身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由武汉拓荒剧团吸收平、津、沪、汉学生组建,队长徐世津、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彭后嵘,三厅特派员光未然任中共支部书记,主要队员有田冲、邬析零、胡宗温、蓝光、史民、史?、胡丹沸等。1938年9月,在奔赴西北战场途中,先后在西安、洛川等地演出了《宣传》、《大兴馆》、《沦亡之后》、《打鬼子去》、《东北一角》、《生路》等剧目,进入晋西北后,取得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在牺盟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二纵队工作,除慰问演出外,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培养艺术人才。1939年春,三队进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演出了《军民合作》、《武装宣传》,并首次演出了光未然、冼星海合作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5月后,三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二战区,前往晋东南前线工作。
抗敌演剧第四队  
  原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队长侯枫,主要队员有巫咸(闻捷)、黎韦、徐图、姚桦、黄达生、丁冬、季虹等。中共地下支部书记金辉。武汉集训后,四队被派在湖北工作。9月到达宋埠第五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会同抗敌演剧六队等联合演出《台儿庄》等。由于战局变化,全队随司令部转移到襄阳、樊城一带,侯枫离队,许智接任队长。在转移过程中,先后演出《凤凰城》、《反正》、《敌》、《飞将军》等大型剧目和10余个独幕剧。曾到鄂北、豫南前线抗日部队中进行多次演出。还曾与朝鲜义勇队合演《阿里朗》、《朝鲜的女儿》、《图们江畔》等剧。1939年底,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金辉等人被迫离队,中共支部书记由鲁阳担任。在政治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四队仍坚持小型演出。在国民党当局胁迫下,队长许智、支部书记鲁阳又离队,由翁村接任队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战区政治部下令将演剧四队就地解散。
抗敌演剧第五队  
  前身为文明戏剧团“上海剧社”,队长王梦生。主要成员有沈怡乐(沈默)、陈浮生、陈力群、徐笑林、朱九思、叶紫云等。 1938年9月配属于第三战区政治部,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区巡回演出。1938年12月,三战区机关转移到江西上饶,战区政治部将此队编为第三工作团,辗转步行到江西,沿途演出了街头剧,或在晚上搭台为军民演出《张家店》、《最后一计》及独脚戏《拾炸弹》等。每次演出前,队长王梦生发表感情充沛、慷慨激昂的演说,观众为之感动。1939年上半年,徐笑林邀来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张樵侬、杨华生,演出独脚戏《跑警报》、《南京城》,取得良好效果。1939年6月,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迫害,7位队员被迫离队。五队在东战场坚持战斗,深入群众,有较高声誉。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力量受到削弱。
抗敌演剧队抗敌演剧第六队  
  前身为平津学生抗敌移动剧团,队长陆万美,中共地下支部书记王泽久,主要演员有秦霜、章洛、 张葳、张叔友、华文超等。1938年9月从武汉出发后,在宋埠与演剧四队,原救亡演剧二队(金山率领部分)联合演出《台儿庄》。当时正值武汉战役,六队遵第三厅指示深入大别山敌后为游击部队演出,接着随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何伟前往安徽立煌,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工作。先后在各县演出了《飞将军》、《渡黄河》等剧目。1939年5月,第五集团军于学忠部奉调山东,要求派六队前往工作,六队经第三厅批准后,横跨鄂、皖、苏、鲁4省,穿越敌占区转到于学忠部,在各地演出《三江好》、《死里逃生》、《烙印》、《生死关头》、《放下你的鞭子》、《夜之歌》、《鬼在哭》、《荣誉大队》、《九•一八以来》等剧目。尽管演出条件极其艰苦,但宣传鼓动效果强烈,军民充满同仇敌忾的激情。六队曾演出《流寇队长》,后苏鲁战区政治部下令停演。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当局对六队施加迫害,进行各个甄别,企图加以分化编并。六队与之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后在于学忠部进步军官的帮助下,远去东北军111师工作。1940年东北军57军举行兵变,反对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六队进行了坚持抗战的演出宣传工作。1941年2月,兵变失败,六队成员全体被关押。后在东北军将领的帮助下,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战区政治部下令六队就地解散,成员分批绕道进入新四军和八路军驻区,继续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抗敌演剧第七队  前身为武汉友联剧社,队长冼群,主要成员有王澧泉、罗毅之、张清泉、黄宛苏、诸葛明、殷振家、 林岚、熊俊英等。七队于1938年9月自武汉出发,直抵安徽休宁,配属三战区政治部,在屯溪、万安等地巡回演出冼群的《烟苇港》和《反正》及《复活》、《菱姑》等剧。  1938年底,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往江西上饶,七队被编为第二战地工作团,沿祁门新安江直抵浙江兰溪、金华,一路乘民船演出《屠户》、《放下你的鞭子》等剧。 1939年3月抵上饶。1940年到福建崇安、江西铅山、河口等地演出。上演剧目有《魔窟》、《流寇队长》、《凤凰城》、《一年间》和《芙蓉与牡丹》、《一朵小红花》、《代用品》等。1939年10月冼群离队,罗毅之任队长。
抗敌演剧第八队  
  前身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八队,队长刘斐章,主要成员为石凌鹤、王逸、程漠、马英、刘谅、叶向云、舒仪、朱启穗、鲍训端、田稼、晓河、丁浪、陆地等。1938年分配在湖南衡山、长沙、衡阳一带工作,曾参加长沙大火后的救灾工作并去湘北前线演出。上演剧目有《生路》、《壮丁》、《生死关头》和多幕剧《凤凰城》等。1938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调属第九战区政治部,与二队同时遭到控制和阻难。八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坚持两次上湖北前线和深入穷山僻壤,演出王震之的《人命贩子》、严恭的《闹元宵》、王逸的《生路》等剧目,并在士兵中进行文艺辅导工作,还应第四军军长欧震要求,组建了一个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均仿照演剧八队的铁血剧团,八队派王逸任团长。铁血剧团在军部和前线各师团巡回演出,还以《明末遗恨》、《陈圆圆》等剧目参加一、二、八、九各队在长沙的会师演出。1942年铁血剧团解散,成员进入新中国剧社和各演剧队。
抗敌演剧第九队  
  前身为以冼星海、张曙为首的救亡歌咏队。队长徐桑楚,副队长、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丁波,主要成员有范元甄、吴淞、徐炜、杨葆衡、黄力丁、特伟、张庆芬、张碧夫、冯法穓、肖琦、齐闻诏、岳野、郑达、程季华、钱风、杨震、费克等。1938年11月,九队参加长沙救灾后,到广西桂林工作。中共南方局曾派何?君参加此队,实际联系西南几个演剧队的工作。九队以桂林为基地,为广西军民先后演出了《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血花》、《壮丁》、《黑地狱》、《愁城记》等剧目,并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歌舞活动,进行多样化的演出。
抗敌演剧第十队  
  前身为河南省抗敌后援总会巡回话剧第三队,队长姚肇平,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为晏甬。主要成员有马可、贺煌、王亚凡、 杨光龙等。1939年9月,十队由洪深率领到第一战区河南工作。十队以洛阳为中心,在各地城乡巡回演出,还曾两次北渡黄河到晋南、晋东南、豫北前线演出。主要演出剧目有《献金救国》、《马百计》、《军民合作》、《黑地狱》等。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投降、反倒退运动,演剧十队积极参加斗争,揭露投降派的阴谋,进一步进行团结抗战的宣传动员工作。193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战区政治部派人强行接管十队,队长易人,开除、关押一批队员,并不断派遣特务加入。原先的骨干和队员被迫分批逃离,大部分参加新四军或进入延安解放区,部分返回河南大学或到农村教书。第十队在反动派摧残下变质解体,不久被撤销。
剧宣一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解除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迫使抗敌演剧队先后解散或改组,并对演剧队进行更名。将抗敌演剧队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简称剧宣队。一队改为四队留柳州;二队改为九队留长沙;三队改为二队仍留山西;八队改为六队调湖北恩施;九队改为五队,仍留广西。另将抗宣第一队改为七队,在广东活动。
剧宣二队  
  (原抗敌演剧第三队) 于1941年3月返回二战区,为了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排演了《国家至上》,强调消除隔阂、排除内奸、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有意远离战区政治部,到秋林一带演出《农村曲》、《狂欢之夜》,给沉寂的山西社会带来生气和希望。剧宣二队改创的党支部由高来任书记,按照党中央关于坚持国统区斗争的指示,深入晋西北农村,以僌县小西天为基点一边进行巡回演出,一边总结经验、加强学习,为开展新的斗争局面作准备。1945年1月26日,二战区政治部以清查共产党为名,逮捕了王负图、赵辛生等13人。经1年2个月的斗争,至1946年5月,二队被捕人员才获得释放,挫败了反共势力的迫害阴谋。二队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安排人员分批离太原向北平转移。
剧宣三队  
  (原抗敌演剧第七队)在战区政治部改组时,队长罗毅之被迫离去,国民党当局实施限共、溶共政策,加强特务控制,掺杂人员,剧宣三队后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所控制。
剧宣四队  
  (原抗敌演剧第一队)参加长沙会演后,返回柳州,途经桂林演出《一年间》、《桂南前线无战事》。这期间中共支部书记陈元离队,由舒模接任,副队长为李超。剧宣四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抵制了反共逆流,稳定了情绪,此后2年多,全队一方面坚持以柳州为依托,在桂南一带为军民巡回演出;一方面抓紧业务训练,钻研剧场艺术,表导演和舞台美术水平都有提高。这期间排演了《蜕变》、《家》、《大明英烈传》等,创作了多幕剧《边城之家》、独幕剧《嫁不嫁》、《开小差》等。1944年2月,参加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1944年夏秋,参加了10万人的黔桂大撤退,辗转于贵阳、安顺一带,坚持演出《岁寒曲》、《国家至上》、《草木皆兵》、《金玉满堂》等剧,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
剧宣五队  
  (原抗敌演剧第九队)更名后原来要调五战区,经过合法斗争,坚持在广西工作,辗转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各地,并曾随远征军到缅甸的腊戍、西保、密支那抗日前线进行演出。后期演出剧目有《长夜行》、《重庆24小时》、《金玉满堂》、《杏花春雨江南》、《心狱》等,创作演出了《还乡泪》、《艳芳酒家》、《风雨牛车水》等话剧,《五月礼赞》、《怒吼吧,怒江》、《怨黄河》等歌曲,编演了《田圆舞》、《义勇军进行曲》、《青春舞曲》等舞蹈,以多样化的演出,进行坚持长期抗战的艺术宣传。
剧宣六队  
  (原抗敌演剧第八队)于1941年更名调往湖北恩施工作。1942年抵达恩施,转为剧场演出,上演了《国家至上》、《一年间》、《寄生草》、《明未遗恨》、《愁城记》等剧目;全队进行К.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体系学习。1943年夏,出发到万县、秭归、宜昌等地演出,历经6县市13个集镇,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前线慰问任务。1944年1月赴重庆观摩、 并演出《一年间》,还派出叶向云等10余人协助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戏剧春秋》。此后,在万县先后演出《金玉满堂》、《牛郎织女》、《杏花春雨江南》等剧。1944年11月六队调泸州,配属青年军,在四川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
剧宣七队  
  由抗敌宣传一队更名,队长仍为吴荻舟,队副徐洗尘。此队前身为上海青年救国团,主要成员有徐方略、林因加、谭兴坦、刘建庵、张琢、胡振表、陈卓猷、范莱、史进等。建队后随七战区政治部工作,沿湘桂、粤汉线深入桂南、粤西,进入十万大山活动。1941年易名后,调往七战区广东韶关。此后,以韶关为基点,西至桂林、柳州,由桂东出梧州,沿西江、北江巡回演出。又在游击队掩护下进入“阴阳界”沙坪演出。宣传队在抗战初期上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水车》等独幕剧和《塞上风云》、《秋后》等多幕剧。后来根据队员的条件,上演了《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歌舞剧目。1942年以后又上演了《新年大合唱》等民间歌舞剧,1943年,还排演了《法西斯细菌》、《家》,翌年参加了“西南剧展”。1944年冬,流动在粤北、赣南、闽东,并曾在梅县办战时艺术训练班,直至抗战胜利。
剧宣九队 
   (原抗敌演剧第二队) 于1941年4月更名后,先后到湘北前线和赣北前线演出,上演剧目为《最后一颗手榴弹》、《胜利进行曲》,并把《一年间》、《秋收》两部多幕剧也带到前线。为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九队的中共党组织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强队员的时事学习和艺术修养。回到长沙后,九队以演出多幕剧为主,先后上演了《水乡吟》、《杏花春雨江南》、《大地回春》、《北京人》、《蜕变》、《愁城记》、《胜利进行曲》、《海国英雄》、《寄生草》、《春寒》、《小人物狂想曲》等,扩大了社会影响。1944年2月,九队参加了“西南剧展”,交流了经验,扩大了视野。由于日军进一步入侵,九队转入四战区,与剧宣四队、新中国剧社联合演出《怒吼吧大后方》、《同盟军进行曲》。1944年底,九队调往重庆,曾演出富有战斗特色的音乐舞蹈,受到重庆文化界的重视和欢迎。此后,九队主要工作在重庆和纂江、万县等地,直至抗战胜利。
剧宣十队  
  (原抗敌演剧第五队)于1941年改编后,共产党员被迫离队,王梦生勉强维持,演出了《刑》等剧目。1942年春,第十战区政治部先后逮捕了队员王夷、金犁、金羽、王理庭。同时,潘美珠(潘予)、张樵侬、杨华生等相继离队。剧宣十队失去了党的领导和许多骨干队员,处于解体状态。王梦生愤郁致病,于同年5月逝世。后由沈默任队长,陈浮生任副队长。此后,剧宣十队主要从事剧场演出,上演了《国家至上》、《北京人》、《日出》、《阿Q正传》等剧目。1945年配属青年军208师,由江西转至浙江嘉兴。  
  抗日战争胜利至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剧队名称去掉“抗敌”字样,称为演剧某队,顺序不变。当时剧宣四、六、九队的负责人在重庆听取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关于时事形势的分析报告。周恩来肯定了演剧队工作,并要求演剧队争取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城市工作,以进步戏剧、歌咏占领文化阵地,以配合民主运动,如内战爆发,注意保存力量并坚持不上反共前线,不演反共戏剧。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反共反人民活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演剧队在武汉、平、津、沪等地进行进步戏剧活动,配合了国统区人民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剧宣二队(后称演剧二队)于抗战胜利后到达太原,利用合法方式演出剧目,广泛和文化界结交往来,很快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二队设法转移到民主力量较集中的北平,一边进行演出,一边安排20余位队员转移到解放区。在北平军调部中共负责人徐冰等领导下,二队吸收了新队员,又增加来自四、六、九队的疏散人员,坚持排演了《孔雀胆》、《夜店》、《大雷雨》等多幕剧。1947年9月,上演《丽人行》。为了适应日益恶化的局面,二队曾一度移地天津,演出了《心花朵朵开》、《寄生草》、 《大凉山恩仇记》3部大戏。1948年5月,根据中共北平城工部指示组织撤退,8月12日全队以举行纪念建队10周年为掩护,撤回解放区。  
  剧宣四队(后称演剧四队)于1946年春被调到武汉,与六队联合进行了演出活动。1947年7月南下长沙、 衡阳,演出《大雷雨》、《原野》、《日出》等剧目,并与六队以演出收入在长沙合建联华剧院,上演《丽人行》、《家》、《春》等剧。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调四队到武汉,并准备派往南京。四队中共支部请示党中央后分批由天津、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组成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部分队员因平津战役开始,交通阻断,未能进入解放区,便撤回杭州隐蔽。杭州解放后,即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文工团合并为浙江省军区文工团。剧宣六队(后称演剧六队)在抗战胜利时,在四川泸县演出《风雪夜归人》,又到成都演出了《草莽英雄》,1946年9月经重庆东下,在武汉与四队联合演出了《草莽英雄》、《海国英雄》、《夜店》、《长夜行》、《丽人行》等。在解放战争形势紧迫的日子里,六队一方面坚持演出《牛郎织女》、《夜店》、《清宫外史》等进步戏剧,同时积极辅导学生演剧活动,以积蓄进步文艺力量。1948年底,刘斐章等赴香港找冯乃超、夏衍,准备撤往解放区,后因交通受阻未能成行,便留长沙迎接解放。成为湘江文工团。  
  宣五队与剧宣七队,于抗战胜利后分别由昆明、韶关调至广州。两队会师后积极举办音乐会,辅导中山大学排戏。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五、七队剧目,监视两队成员活动。两队在中共地下组织统一领导下,利用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矛盾,争取到合法“复员”,然后“明散暗合”,转移香港。1946年在香港成立中国歌舞剧艺社,由吴荻舟、丁波先后任社长,徐洗尘任副社长,举行了建社演出,演出了《中国人民悲欢曲》、歌舞大会串和话剧《牛郎织女》及岳野的《海外寻夫》。1947年初,由丁波带队去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向华侨进行宣传演出。1948年返回香港,1949年4月进入东江游击区,成为华南文工团,参加解放战争。  
  演剧九队在抗战胜利前后,在纂江、万县青年军驻地演出了《孔雀胆》、《劫后余生》等剧目。1946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沿江东下到达武汉,多次举行公演。同年从南京移往无锡。九队用为青年军夏令营演出的办法改变了调往九江反共前线的命令,又拒排了“戡乱”戏剧。1947年,九队请洪深导演田汉创作的《丽人行》,在无锡与上海首演成功。1948年进入上海,排演《大凉山恩仇记》,坚持演出进步剧目和革命歌曲,积极配合民主运动,迎接上海解放。成为华东文工二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剧宣十队于1946年10月随青年军208师到北平,演出《鸡鸣早看天》等剧。次年配属北平行营,参加过“剧人联谊会”等进步活动。1948年与二队联合举办建队10周年纪念活动。后二队撤往解放区,十队由于没有中共党组织领导,上演剧目一度失去控制,屈从国民党当局。1949年解放后由北京军管会接管。  
演剧队10年斗争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演剧队在国统区进行活动,经历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以文艺形式唤起广大民众,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流动演出的方式,使话剧艺术和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群众结合起来,传播到全国各地以及南洋各国,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大普及、大发展和大繁荣,成为中国话剧史上光辉的篇章。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艺术实践中,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优秀戏剧作品,在表导演艺术、舞台美术方面积极探索了话剧民族化、大众化道路。
   在长期斗争中锻炼造就了一批革命戏剧人才,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准备了骨干力量。 
   继承和发扬了左翼戏剧运动的革命传统,创造和积累了党领导文艺工作、团结知识分子以及新型剧团的组织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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