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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抗日烽火中怒放的玫瑰
        ----我在抗日演剧二队的救亡和斗争
 
 

 

采访者:赵惠、徐志、夏雨雨
时间:2011年6月14日上午
地点:省政府大院
口述人:吴华
整理:徐志
  吴华:女,1921年生,江苏宜兴人,1937年参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辗转于江西、江苏、四川、河北、山西诸省,先后在国民党32军医务部、32军下139师工作。1939年被中共地下党吸纳到敌后抗日演剧二队工作,从此在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敌占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抗日宣传、统战和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她与丈夫史平(时任抗日演剧二队党支部书记)相识相恋,并于1946年结为伉俪。1949年,吴华与丈夫双双随军南下湖南,先后在益阳地区团委、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党校、长沙市委组织部、湖南省政府机关党委从事妇青、党群和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衡东干校,1972年落实政策后分配到长沙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1983年离休。

  史平:原名史观济,史鉴,安徽马鞍山市人,1918年10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早年就读于上海麦伦教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后,胸怀国难家仇,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队,在国统区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到达延安,三个月后被派到山西国统区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致力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1月,他与演剧队部分同志被捕入狱,在长达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中,不屈不饶,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被捕同志一律无条件释放。1949年3月,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1949年8月到1953年4月,先后担任益阳地委青委书记、专署教育科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益阳县委书记,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各方工作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调至长沙工作,先后任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农村工作部、农村政治部副部长、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农办副主任等职,1992年离休,1995年病逝。
一、日寇侵华家国碎,花季离家图救亡
  我的老家,在江苏宜兴。我的家庭不是很富裕,兄弟姊妹四个,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青年抗日激情高涨,当时青年走出家门参加革命、打日本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时候我还小,只有16岁,也没有什么读书,凭着一股热情就跑出去了。1939年,日本的轰炸很厉害,我就是在那时参加了工作,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完全是凭着一股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在抗日宣传队发动群众、组织人民起来抗日啦,唱革命歌曲啦,主要是搞这些事情。 
  参加革命后,我的家庭在日本轰炸的时候四处分散了。抗战胜利后,家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爸爸死的时候,我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大哥哥死的时候,我知道;小弟弟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好多年后,都没家了。
  我的家庭的遭遇,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我爱人史平的家庭变故跟我大同小异。他老家在安徽马鞍山,家境很富裕,早年他在上海的麦伦教会学校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英文功底很扎实。抗战爆发后,青年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很多有钱的年轻人都走向社会了。他也是抗战开始后就偷偷跑出去参加革命。日本人打来后,他母亲给了铜钱让他上船逃命。后来他的父母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父亲去世的那天,家里什么人给他捎了个消息,队里一个同志说:“史鉴,你爸爸死了!” 他啪的一下,给那人一个大嘴巴。当时他正要演出,就准备上台了,正在酝酿情绪,以为那人开玩笑,破坏了他的情绪,后来他照样上台把戏演出来了。 
二、加入抗日演剧二队,成为《黄河大合唱》首唱
  一开始,我是参加江西省抗日敌后救援会,那也是一个抗日宣传队。后来形势变化了,我到处跑。我的一个叔叔,他当时是国民党第32军的医务处长,知道我一个人与家里分开了,就联系上我,要我到他们的32军去。
  那时候我很幼稚,政治性也不是很强,出于这种亲戚关系,叔叔要我参加他们的宣传队,我不愿意。后来有一天,我得知,我在南京的时认识的另外一个宣传队的几个女同事(其中一个叫杨琪),被分到到32军下的139师。听说她们在这里,我就要求到139师去,叔叔拿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当时139师驻守在四川奉节,队伍中有两三个地下党的同志,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我慢慢熟悉了,才知道有地下党。我们在139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恰逢抗日演剧队跑到四川招人,他们和139师联系上了。正好我们有三个女同志在那,139师中那两个地下党知道我们的情况,在抗日演剧队招人的时候把我们三个推荐上去了,我们在重庆等了一段,才到抗日演剧二队。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和后来的爱人史平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他在演剧二队是老队员,当时任支部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小兵,一名新队员。
  当时的抗日演剧二队活跃在在陕西、山西和太行山一带,是阎锡山主政的敌后国统区。演剧队分文学组、戏剧组、演出组、后勤组等多个小组。我当时是分在音乐小组学音乐,在冼星海、光未然等的领导下,搞救亡工作,我们是大家熟知的《黄河大合唱》的首唱。
三、国共合作破裂后,在特务监视下进行生产自救和抗日宣传
  当时日本人和阎锡山、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国共合作濒临破灭。我们的演出和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一方面,囿于形势,我们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演出宣传活动,演出的内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限制和审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国民党监视下不露声色宣传我们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当时在抗日演剧二队,有我们的地下党和组织,我是1939年加入共产党的,也是一个党员,但在敌占区工作 当时不能公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工作,当时党是允许的。我们上面还有很多党的领导,但都是单线联系,都不知道谁是谁。
  后来国共合作破裂了,阎锡山对我们就不客气了,不发粮食,也不发工资。但是我们自己还要吃饭,还要宣传抗日。虽然限制,我们还是积极的争取演出,唱抗日的歌曲、演戏,斗争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像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么搞了。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生产自救,种菜、打杂粮、糊洋火盒、缝袜子头,吃了很多苦,但是当时也不觉得苦。
四、白色恐怖下的隐蔽和斗争
  在敌后搞地下工作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阎锡山不给口粮,不发工资的情况下,我们的队伍仍然团结,照样生活的很好,还照样演出。国民党也很害怕,觉得我们队伍里有地下党组织,但是不能确认。我爱人当时是演剧二队的支部书记,很难干,政治性很强。当时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盯上了我们,但苦于抓不住要害,没有证据。曾多次找我们谈话,但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从学校跑出来的学生,思维活跃,口才也很好,谈判一无所获。当时我们的演剧二队,都是在内部找对象结婚,这更加重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演剧二队为什么这么坚强,是什么道理?
  有一年阎锡山的特务找我们谈话,他明着说“你们队里有共产党,谁谁谁留下来……”
  这样就把我们队的支部书记、队长、队副和负责行政的主要领导都扣下,关起来了。当时特务住和窑洞和我们住的窑洞分属两个山头,山后面好像是监狱一样的。
  这样一来,我们在山下就没头头了,于是组织临时指定一个同志代理支部书记,跟里面被关的同志保持联系,开始了不屈不饶的斗争。
  负责把守我爱人的监狱守卫,过去是一个新四军的士兵,思想比较进步。我爱人把他团结得很好,最终跟我们一条心。我们在外面的活动,都是靠里面的指挥和安排。有了这个守卫的帮助,我爱人经常能半夜翻山越岭回到队部,将敌人的最新动态及时告知队里的同志,并交代代理书记指挥如何开展活动和斗争,然后再连夜赶回监狱。
  由于他一直不露声色,隐蔽得很好,敌人自始至终都没怀疑他,都不知道他是支部书记,就把他当做一般的人,审问的时候也没审问他。那时候敌人怕被关押的同志相互串通,通风报信搞名堂,就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关在窑洞里。他在守卫的帮助下经常游走在窑洞之间做政治工作,今天到这个窑洞讲讲,讲讲今天敌人发现了什么问题,要注意什么;明天又到那个窑洞讲讲,敌人发现什么,要注意什么。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敌人都不怀疑他是领导,但实际上内部的活动都是他在指挥,外部的活动也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听到什么消息 他就传消息,告诉外面如何配合里面进行斗争。被关押的同志,有些抵抗不住严刑拷打,意志有所动摇,他知道后会抓住时机第一时间去做同志的工作,鼓励同志坚持下去。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关在里面的同志和敌人斗智斗勇,挺过很多危难的时刻,敌人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后来形势慢慢不同了,全国要解放了,国民党特务又把他们转移到太原,后来一个一个放了,我们的队伍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五、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爱情婚姻保卫战
  我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麦伦教会学校,英语很好。那时候一些热血人士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推行世界语,我爱人也曾教授世界语。在他被国民党特务关押的一年多里,我曾用蹩脚的世界语给监狱里的他写了一封情书。后来他回忆说“尽管语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还是看懂了。”  
  1946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演剧二队有三对情侣集体结婚,我和爱人史平就是其中一对。为了缓解国民党特务的猜疑,我们请了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作证婚人。因为斗争的环境变了,我们采取措施的斗争方式也必须更着调整,明着我们还是装着很尊重他。那时候我们二队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队上找对象,有个特务想找我们对上的女同志,以此作为打入到我们队伍的手段。当时有个女同志警惕性不大强,成了特务争取的目标。 
  后来这一情况,被我们队长发现了。他立即采取措施,做女同志的工作,并把她调到其他的地方工作,因为空间的限制,那特务慢慢也就放弃了,时间久了慢慢都淡了下去。我们队伍能保持高度的纯洁性,主要是队里领导政治工作做得强。
  一开始我们年轻人党性都不是很强的,都是通过斗争慢慢成长、变强的。在敌后方工作,如果不这样,根本站不住脚。在我们的同志被捕期间,内外交困,我们还是团结的很紧。十几个人里面,十几个在外面,谁也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头脑,在那种情况下很危险的。
  斗争要讲策略,在敌占区我们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表面上还是很配合他们。我们有一个同事长的很老实,样子让别人觉得老实巴交,敌人都不怀疑他。他经常伪装成剃头匠从我们的队上到特务监狱那边理发,伺机打探情况,传递消息。
六、曾经患难度风雨,耄耋常忆少年情
  回忆起丈夫史平,耄耋之年的吴华女士脸上涌起了少女般的柔情。她说“他这一生的功绩比我的大了很多,跟他比起来,我的故事和经历都算不了什么。”
  解放后,抗日演剧二队的同事,许多都留在了北京文艺界。他却坚决要求随军南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我们随军南下,从河北邯郸步行到武汉,又从武汉坐船沿水路到湖南益阳。1949年到1953年间,我主要是在益阳地区团委从事妇女和群众工作。那时候我和爱人两个人不在一块,但是都在益阳。他先是任益阳地委青委书记,后来又当了益阳县委书记。1953年后,我和爱人一起到长沙,我先后在省委 、长沙市委党校、市委组织部、省政府机关党委等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衡东干校,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是我爱人受到了冲击。后来我爱人落实政策,才重聚在一起,爱人分配到省农委,我被分配到长沙有色金属设计院,一直工作到现在,1983年离休。
  尽管文革期间,史平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谈起这段往事,吴华女士显得平静安详,如今记得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和丈夫共患难的日子:
  他在省委农村部任职期间,中央要了解农村情况,省委工作组派驻了一些干部蹲点了解农村的情况,他被派到长沙县的琼华山长期蹲点调研。琼花山是毛主席参观过的地方。在琼华山蹲点的十几年间,条件非常艰苦,他40多岁就患了糖尿病。他这个副部级干部一直和农民一起干活,曾经三次晕倒,爬起来仍继续工作。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低血糖,不知道自己患了糖尿病。下乡期间,他经常吃不饱,搞个小铁盒放点黄豆、花生米之类的,饿了就拿个小调羹吃一点。时间长了,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后来工作吃不消了。那时候他患糖尿病,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治疗,经常要打胰岛素。有一次他要去北京参加农业会议,但是天天需要打针,组织上就同意我跟他一起去北京,我每天给他打胰岛素。
  后来他因为周小舟的问题受到牵连,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撵出省委大院,1972年落实政策才搬回来,先后住在两个大院——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
  回想起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吴华女士说,再苦再难,也过来了。现在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很关心,也算不错了。我们老一辈革命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党也没有更高的要求,我一直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今天算是很好了,我也不用靠孩子养着,他们放心了,我也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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