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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1943:八千国军浴血击退三万日军  
 
 

电影中的抗战【引子】 
   对于一部电影所引起的反响,人们至今对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抗战影片《血战台儿庄》的表现感念不已。一个值得一提的情节是,1988年6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台湾“中央社”在港负责人谢国忠看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表示“找一个拷贝来看看。”就这样,宋美龄和蒋经国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蒋经国这样表达他的观感:“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20年过去,又一部由中国大陆拍摄的反映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内容的电影登陆台岛,即又名《常德大血战》的《喋血孤城》。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9月2日,由两岸首度联合举办的“抗日电影展”在台北揭幕,5部抗战影片参展,其中两部为大陆影片:以《喋血孤城》开场,以《血战台儿庄》闭幕。《喋血孤城》的投资人陈卫平女士参加了这次活动,她对本刊记者说,在台北的几日里,《喋血孤城》共放映三场,一些抗战老兵观看了影片,“反响非常好。” 
   《喋血孤城》描述的是1943年常德会战的史实:国民党第74军57师8000将士在师长余程万的带领下,与3万精锐日军展开殊死守城对抗战。即便在赴台之前,它的拍摄即已引起关注。作为电影策划人之一的何首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12月,常德市首次在台北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产业合作发展交流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会议期间专门提到常德人拍摄常德会战题材影片的情况,并写下“常德大血战”五个大字让参会人员带给剧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也赠以“英烈千秋”的题词。 

 
叶荣开绘常德会战简图。黑体为日军进攻路线,红体为我军布防路线 

   以出演电视剧《小兵张嘎》闻名的小演员谢孟伟在《喋血孤城》中扮演了一位在大战来临之际毅然投身杀敌的苗族青年,谢孟伟只有21岁,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白洋淀,这个人物形象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喋血孤城》这段历史,我真的不知道,后来看了剧本,又查了资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段历史真是太悲惨了,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台湾商人阎承礼是北京台资企业协会副会长,1989年即来京经商,作为《喋血孤城》台湾行的推手之一,他向本刊记者表示,这部如实反映全民抗战的电影的拍摄对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大有裨益,“它能带动两岸人民的心,让大家团结到一起。” 
【正文一】 
常德•1943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湖南常德报道 
   这是一个庄严的所在,没有围墙,牌坊、纪念碑、墓志铭被苍松翠柏与怒放的花朵掩映着,四周是民居、饭肆、酒吧与商铺。锲刻在石头上的“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字样以及前国民政府要人的一款款题词,诉说着那段历史不曾被这座城市所遗忘。 
   它就是“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公墓”,建于1944年,占地30000平方米,位于常德东北隅青年路的东侧。公墓角落里一块由常德市政府于1996年10月立起的石碑显示,这个公墓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纪念1943年11月与入侵常德的日军浴血奋战16昼夜阵亡的5000多名爱国将士。” 
8月25日,天气阴沉,偶有细雨,公墓边上的工人文化宫正在放映描述常德保卫战的影片《喋血孤城》,从下午至晚上共放四场。下午1:30这场,影院里只有以中老年人为主的二三十名观众,尽管如此,在这样一个场所观看这样一部电影,阵阵的枪声、炮声、喊杀声,不仅让人感到震撼,更觉异样。 

常德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一角(刘志明摄) 

大战将至 
   1943年11月18日是一个好天气,雨后初霁,晨曦普照大地。对于亲历了这场会战的黄潮如来说,对于这一天的记忆应该很深刻,黄潮如时为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他在一篇忆述里说,若在往常,这时常德街上已是熙熙攘攘了,今日却不见一个行人,全城静寂得一点声息都没有。一簇簇穿着灰布军装的士兵,站在街衢要口与工事旁,“正等待着一个非常场面的展开。” 
历时16个昼夜的常德保卫战,正是从这一刻算起的。 
   一位随军记者则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常德:这个城市的位置,似乎在水中或在水下,因为每年有好几个月城四面都是一片大水所包围,水线且比城中民房高,保护到二十万居民不至于成为鱼鳖,全靠几道坚固的河堤。“东门外有条卖牛肉的长街,西门外是百十万石湖莲的转口站,此外开染坊和收桐油的铺子,都各有专业,各有不同的处所。” 
处于1943年的常德,注定不同寻常。 
   此时的中国战局,正处于由相持向反攻的过渡时刻。日军于1938年占领武汉,不久又占宜昌,至1942年,其主力还主要在长江北岸活动,长江及其以南湖南等地,还主要控制在我军手里。日军为打破僵局,蠢蠢欲动,1943年5月发动鄂西会战,占领了长江南岸的监利、石首、华容、公安、松滋等县,屯以重兵。 
   常德被处于极大的威胁当中,鄂西会战时,已是一场虚惊,那年5月,湖南南县、安乡相继失守,难民逃进常德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5月20日那天,忽传敌寇已达陈家嘴和蒿子港了,于是强迫疏散,挨户“逐客”,顿成“死城”。 
   5月26日,常德城防由番号代字为“虎贲”的74军第57师接替,之后不久,公安、藕池口等处相继克复,鄂西会战结束,警报随之解除,流亡月余的人们陆续归来,至6月下旬,市面又开始照常营业,“百货商店,红绿的日常用品和食品,又在吸引着行人的心脾,通往长沙、津市各处的轮船,照常通行,中山路大高山巷那些繁荣的街道上,摩肩踵接的车水马龙。” 
   但短短几个月后,日军真的朝着常德来了。按照作战计划,屯于华容、监利、石首、公安、松滋、枝城一线的日军,自东往西,于11月2日同时挥剑南下,直指常德。常德不得不再次疏散,至17日,市民全部离开城区。 
   黄潮如也是在17日这天离开的常德,那天清晨天降大雨,清晰可闻的炮声更加接近了,他踏出大西门,“这时街上行人寥寥可数,在堤垸上,狂风吹得雨伞无法施用,棉大衣权作雨衣,窘缩着头向河伏行进。”走到落路口,黄潮如回头张望,霏霏烟雨中,常德城“像一只庞大的狮子伏在沅水岸边,它将在敌人发来第一炮的时候站起来向敌人搏啮。”

常德会战中被俘的日军士兵(刘志明翻拍) 

保卫常德 
  11月18日清晨5时,日军先头部队2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利用汽艇向城东六七十里处的涂家湖169团警戒部队发起进攻,常德保卫战的第一枪打响了。 
  常德保卫战是整个常德会战的一部分,根据当地研究专家叶荣开向本刊记者的介绍,常德会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围作战,常德保卫战属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我军反攻。 
一份权威材料是这样记述常德会战前期进展的(参见叶荣开绘“常德会战示意简图”): 
  1943年10月下旬,日军以其第39师团,第13师团,第3师团,第116师团,第68师团,及第58师团之一部,共约10余万兵力,分别集结华容、石首、藕池、沙市、江陵等地区,11月2日开始发动全面攻势,3日晚侵陷南县,4日陷公安,5日再陷松滋,旋渡松滋河分头西犯,其主力由公安南下,8日窜抵暖水街、王家厂附近。 
  11月10日,安乡陷落,敌军进迫澧县,其39师团及58师团各一部,即于仁和坪赤溪河之线,改取守势,维护其后方交通,主力继续南下。15、16日,石门、津市、澧县先后失陷,日军并强渡澧水南窜。21日,日军使用降落伞部队袭占常德隔壁的桃源。 
  叶荣开向本刊记者介绍,针对日军攻势,中国军队从东往西布防堵截,蒋介石曾作出两个部署:因为湖北石首、监利、华容以及湖南的安乡、澧县、津市一带为湖区,大小湖泊以及港汊星罗棋布,蒋介石计划在这一地区进行决战,消灭敌军;针对从松滋、枝城一线进犯敌军,蒋介石计划在暖水街地区进行决战,暖水街在石门西北山区,是湘鄂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尽管如此,日军还是很快突破我层层防线,“像尖刀一样直插常德”。“虽然其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其他几个县境打胶着战,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军队进到常德。” 
  根据叶荣开的研究,日军进攻常德,有四方面原因:1,牵制中国军队赴缅作战,减轻其压力;2,打通粤汉铁路,此前日军已把北京至武汉的铁路占领,1938年广州沦陷,但湖南段铁路还在我军手中,日军一直不能实现通过铁路调集军队与物质支援东南亚作战的目的;3,常德位于陪都重庆与东南沿海各地联络线的咽喉位置,占领常德即可卡住这个咽喉,威逼中国投降;4,掠夺常德富足的棉粮,以战养战。 
  而一份由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编著的介绍所谓“常德歼灭作战”的材料提及日军常德作战的目的,乃是有二:1,给敌野战军以痛击;2,“牵制中国军把兵力转用到缅甸方面,以策应南方作战。” 
  这份材料写道:“这次作战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但在常德却意外地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经过艰苦的战斗才予以攻占。” 
浴血16昼夜 
  常德防军的最高指挥官是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时年41岁。余是广东台山人,黄埔第一期毕业,还曾入当时的北平中国大学专攻政治,后又入陆大研究班第一期。在黄潮如的描述中,余程万“为人机智沉着,个子不大,像个学生,不认识他的人和他初次见面,谁都不相信他就是困守孤城一十六天的虎将。”在驻守常德之前,余程万及其57师在对日抗战中已是战绩显著:1941年74军江西大捷,余程万即先却敌于高安,又固守上高;长沙二次会战及浙江五峰之役,余程万也无役不从,且无役不以坚守著称。 
   这一次,余程万再次担任了坚守的任务。在战前发表的一份文告中,他这样对将士们说: 
“常德在东北临洞庭,南靠沅江,显然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背水阵。在战术上,是不利于固守,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常德地形不利于固守而意志动摇......我们不能走出这个设防的圈子,活要在这圈子里忠勇地活,死也要在这圈子里壮烈的死,无论敌寇对我们施以如何大的压力,我们唯一的答复,是血,是死,是光荣。” 
   常德保卫战打响了,来犯日军逐渐将常德合围,进行攻击,先后参加攻城的有第116、第68、第3等三个师团和部分独立支队共3万余人;守城的是57师及临时配属的第100军的第63师之第188团、炮兵营等共8000余人。 
   先是自11月18日起的城郊作战,及日军攻陷外围的德山、河洑防线后开始攻城。23日,日军集中1万以上兵力,从东西南三方面进逼城区。24日,日军第68师团攻东郊,江南的日军渡江攻击下南门,均被击退。 
   25日,日军改由116师团主攻,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连日在水星楼、小西门、北门激战,余程万亲自到小西门指挥,打退敌人进攻。日军战场指挥官第11军军长横山勇以岩永汪指挥不力而亲自指挥,于25日集中6个联队(团)、2个大队的兵力,向常德的东门、西门、北门进攻,又从南站渡沅江攻击下南门、水星楼,激战两天,仍未得逞。 
   史料记载,这时,日本天皇见常德城久攻不下,极为震怒,限令第3师团主力于两日内攻占常德。28日,第3师团主力参战,日军增到3万多人攻城,横山勇下达总攻击令,集中火炮百余门、飞机20多架,施放毒气、燃烧弹,多次猛攻东西北四门,我守军仍寸土不让。 
   29日晨,日军以城东北隅(今公墓后面,其地城壕较浅,可以徒涉)为突破口,以飞机突然袭击,又大量施放毒气,致使守军全部昏迷后爬梯进入城内。 
   街巷战由是开始。待日军破城时,我守军战斗兵员已不足千人,指挥官伤亡达95%,重武器损失90%,弹药也将耗尽,在此情况下,守军还是与敌兵展开了逐街逐巷逐屋的争夺战,以固守待援。 

1946年的余程万 

在一篇文章里,余程万曾这样追忆: 
   “自11月18日开始接触,迄12月3日转移城郊止,共计16昼夜,其间与敌作街巷争夺战者凡9昼夜。敌挟其优势武器,空炸、炮轰、毒攻,无所不用其极。我以有限人数,血肉之躯,与敌作殊死战。最后官佐杂兵夫及政工人员以及炮、工、辎、通、担架、卫生各兵种,亦概编入苦撑恶斗。 
   “迨建筑物及碉堡尽毁,守兵与残破工事,节节同归于尽,所固守者仅核心一小地区,犹以仅存少数人枪,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则使刀矛或砖石木棒,与敌死拼。直至弹尽人绝。” 
   至12月3日2时许,全师官兵仅余221人了,余程万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留身负重伤的169团团长柴意新率51人留城牵制敌兵,率众突围。

老兵的记忆 
   现在寻访常德城墙,除几处城门之外,已几不可见。而1943年的常德,仍残存筑于明初的呈不规则等边三角形状的城墙。“七七”事变后,国人鉴于城垣多无法凭借,“敌至即破,而敌每占一城,则成金城汤池,虽施用十倍于敌之兵力,亦无法攻克,”于是以为城垣只能供敌人利用,不如拆毁,“以免资敌”。 
   就这样,1938年冬,常德也拆城了,从西门经北门直到东门,城垣全毁,仅剩城基,沿江的一面,因为要防水患,自东门至上南门半毁,只有笔架城一段保持完整。在攻防战中,因为城垣被毁,我守军非常吃亏,幸亏还有从南门至东门的一段因为没有全毁,可以凭借与敌相持,而较为完整的笔架城一段,一直坚守到突围才放弃。 
   时为57师169团团部上尉书记的吴荣凯当时就守在常德城内。他今年88岁了,住在距离常德市二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庄里,身体健康,只是耳背,交流只能以我写他说的方式进行。 
1941年,第74军军医处在长沙招收医护训练班,吴荣凯前往报考被取录,1942年2月被调到57师。 
吴荣凯回忆,1943年3月,他奉命到169团部任中尉代上尉书记,同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57师于5月15日从衡山出发,5月26日到达常德,并留守常德。 
   在保卫战中,吴荣凯一直跟随团长柴意新,“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负责传达命令。”吴荣凯回忆,到了12月1日,守军除固守五个据点外,已经几乎全城陷落。这五个据点是:师指挥所所在地中央银行,一家叫做老四海的商铺,府文庙,还有柴意新团驻守的亚洲旅社与华晶玻璃厂。12月2日晚,余程万考虑守不住了,对柴意新他们说,“你们都出去接援军去。”柴意新坚持由他来留守,师长突围。这样,余程万便带人突围,柴与留下的50余人继续战斗。 
   柴意新等固守华晶玻璃厂据点,多次打退日军波浪冲锋。12月3日凌晨4时,敌从侧背插入背后,柴意新率部撤离据点,当冲到府坪街春申墓前时,不幸中弹殉国。会战结束后,柴意新被追认为少将团长,其遗体也被安葬于“常德市抗日烈士公墓”。 
   吴荣凯说,在最后关头,在团长的命令之下,他也跟师部一个名叫黄启坤的司药和一个姓林的军需一起突围外冲。趁着天黑,他们终于冲出有若焦土的常德城,后来在鲁家河找到了余师长他们。

老兵吴荣凯(刘志明摄)

 
   与吴荣凯同岁的吴淞现在常德东南20里外的乾明寺出家,法号释来空,他是长沙人,1938年投笔从戎,被录取编入税警总团独立辎重营通讯排,1942年保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官训练班受训,1943年秋结业后,因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一军远征印缅,不能回原部队,于是奉调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处任中尉科员。 
   吴淞回忆,此时正是常德保卫战吃紧,驻衡山的第10军奉命所辖的3个师用四天三夜时间步行300余公里驰援常德,他也随军行动。一个记忆深刻的情节是,“因为时间紧张,每天不能少于150里,路上顾不得做饭,动身前,军营里就炒米,放点油盐,每人发一袋,裹香肠一样围在身上,一边赶路,一边抓着吃。” 
   在进攻常德外围的德山日军阵地时,战斗很激烈,吴淞的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及军粮消耗等情况,并随时与总部联络,因此,“哪个部队打得最激烈,就到哪个部队去蹲点。” 
   在吴淞的记忆里,打得最惨烈的一支部队是第九团第三营,他亲眼见到九团团长张惠明战死:张团长用机枪扫射低飞的敌机,结果被机枪扫中,“从头到脚都中弹了,血肉模糊。”吴淞描述说,敌机上的机枪弹很厉害,弹孔呈“品”字型,一下打出就是3发子弹,“那子弹当比牙膏小一点,打中就没命。” 
   吴淞还记得三连连长封全善,是个河南人,枪法很好,“用步枪打飞鸟,百发百中。”在战斗中,封连长端着步枪跳出战壕打敌机。敌机飞得很低,不但是膏药旗,甚至连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封连长的目的是打飞机油箱,打中即会爆炸,“我看到爆炸了一架,有人看到爆炸了两架,”封连长自己过于暴露了,也被机枪打死。

在乾明寺出家的老兵吴淞(刘志明摄) 

五位老兵尚存 
   参加过常德会战的老兵,为人所知的,目前尚有五位健在,吴荣凯与吴淞之外,一位是在贵州凯里的顾华江,一位是在美国的唐振南,另一位则是在台湾的赵清福。五位老兵,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际。 
   根据吴荣凯的自述,常德会战结束后,57师开到桃源进行补充整编,他所在的169团驻桃源泥窝潭整补,1944年8月衡宝会战爆发,他随团驻守桃花坪,负责阻击日军进犯湘西。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荣凯随169团空运南京,11月赴镇江,次年2月,他接到家信,信中说其父逝世,让他火速回家料理家事,吴荣凯由此告假返乡,从此再没有回到队伍中。 
   现在吴荣凯与自幼即已过继他人的次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早在1970年,跟他一起生活的长子就病死了,之后孙女出嫁,老伴病故,吴荣凯几似孤苦零丁。他没有什么收入,幸好还有当地一些历史研究者及博物馆工作人员时往看望,并资以薄金,尚聊可告慰老人的心。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乾明寺,现名释来空的吴淞则每日礼佛,他是在1986年出的家,起初是在夹山灵泉禅院,2005年才转到这里,是他自己要求来这个寺院的,原因是,“我很多战友都战死在这里,可以经常到坟地上去看看他们。” 
   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吴淞奉调联勤总部江西供应局任上尉科员,1947年3月调升联勤总部第24兵站分监部少校科员、少校股长,1949年夏调到贵州省保安第九团任少校团附兼参谋主任,不久因解放军进攻大西南,“我认为没有留恋军旅的必要,即自动离职返回长沙。”1960年,吴淞以犯“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2月出狱。尽管儿孙绕膝,家庭成员济济一堂,他还是坚持选择出家。 
   就在吴淞服刑期间,上个世纪70年代,现已在美国生活的老兵唐振南曾到湖南看望吴淞,因他在监狱里,没能见到。吴淞向本刊记者介绍,唐振南跟他同岁,略长他几个月,现已中风。当年,唐振南是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的连指导员,也参加了克服德山的战役,后来又参加衡阳保卫战,一度受伤被俘,又逃了出来,后来曾在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某部任少校参谋,“之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2003年12月8日,常德曾隆重举行“常德会战60周年公祭”,当时已年近80的顾华江曾从贵州坐火车赶来,“一到墓地就扑通跪倒,抚地大哭。”常德会战爆发时,他是57师170团副团长张庭林的勤务员,时17岁,因为伤员不断,又由勤务员变成了卫生员。 
像唐振南一样,今年89岁的赵清福当时也在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任连指导员,他是山西五台人,当日军打到太原时,正在读中学的他弃学投军,先是在汤恩伯的20军团干训班受训,半年后即分入部队。1949年,赵清福到了台湾,10多年后转到行政院任文职。自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至今已回过17次了,“有时是参加校友会、同学会,有时则是应山西省之邀回乡访问。” 
   9月10日下午,在电话中,声音宏亮、乡音淳厚的赵清福向本刊记者回忆常德会战。1943年,57师被日军包围,从各单位调部队支援,赵清福所在的第3师接到命令后即从驻地衡山急行军赶往常德。当时常德外围几十里都已被日军包围占领,各部队就分开找空隙往里钻插。第3师的目标是克复德山,因为“支援常德,一定要有个支撑点,就是德山。” 
   赵清福回忆,攻打德山的战斗非常惨烈,尽管这样,不到1天1夜时间,德山就克复了。他记忆深刻的是,当第3师向德山进攻时,要经过一个名字也许叫做赵家桥的地方,此地距德山二三十里,之前友军预10师已在此进行过战斗,到处可见阵亡日军与我军的尸体,赵清福曾看到日军埋的一所坟墓,墓前插着一个牌子,上书“支那孙明瑾将军埋葬处”几个字。 
   孙明瑾是预10师师长,赵清福说,“作为军人,日军也崇敬战死的敌人。”

 

常德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临街的牌坊保存非常完整(刘志明摄), 

收复及劫后 
   1943年12月9日凌晨一时,突围后的余程万率领幸存官兵80余人,协同援军由德山渡口向常德东门挺进,此时城内日军已经撤退,余程万等搜索前进,于拂晓进入城内,常德由是收复。 
自11月17日离开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潮如在战火中连日颠沛,当常德收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沅陵。各界很是振奋,遂组织劳军团,出发常桃劳军,黄潮如担当向导,由沅水顺流而下赶往常德。 
   黄潮如站在船头瞭望劫后的常德城,“落路口检查哨的那座古老的屋宇,远看似乎还是无恙地屹立在江边,走进一看,原来仅存了四堵墙。从落路口顺眼向东望去,那条三里长的直通大西门的堤街,又恢复了河堤的原始面貌,那里已没有一间屋的存在,只有一段段烟熏的残垣和无数颗斜立的焦木了。电灯厂也仅存围墙,伴着一个高大的烟囱孤单地巍矗在江干。” 
   而没有改变的,是当他走到下南门的城门口时,看到“57师的一位弟兄威武地在守岗,他很和蔼地问了我们一下,让我们进了城。”黄潮如描述说,常德克复后,难民回来了,走到城门口,看见岗位上依然是57师的士兵,不自觉就望着岗兵流下泪来,岗兵也对之流泪。 

克复常德后,中国军队进入城中(刘志明翻拍)

 
   老兵吴淞回忆,在12月9日这天,出于好奇,他也进了一次常德城,他看到遍地都是死尸,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人们忙于掩埋中国士兵的尸体,对于日军尸体则不愿掩埋,“我们就动员他们说,如果再不掩埋,就有可能发生瘟疫,发生病灾。”吴淞还看到,城内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子了,天气冷,人们就抱木板烧火来烤。 
   对于常德之战,战后国民政府曾广为宣传为“大捷”,就此,研究者叶荣开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他近期得到的一份材料,1944年2月,蒋介石曾在衡山召开一次高级将领军事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即是对常德会战进行检讨,蒋介石批评了参战将领,说:常德会战不是我们打胜的,是日军实现了他的战争计划后,主动撤退的。 
   “进行了两个月后,日军在缅甸与英军作战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也就实现了战略计划,这时中国援军也已开来,为了不受更大损失,就撤退到原驻地,恢复到战前状态。”叶荣开说。 
本刊记者看到,在前述由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编著的介绍所谓“常德歼灭作战”的那份材料中,在“作战要领”部分,也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的表述。 
   关于常德的陷落与收复,争论不仅延续至今,即使在战后当年,就曾广受议论。所以我们看到,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个著名历史事件里的主人公余程万,因为曾弃城而走,使蒋介石大为光火,扬言将其枪决,后经众将劝阻及战事发展才得以开免。 
   而这,不失为1943年的常德,这座英雄之城,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注脚。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黄潮如著《常德守城战纪实》、徐浩然编《常德抗日血战史》等著作,均见于叶荣开编《中日常德之战》。)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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