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精髓及辉煌
一、  中国近代史,如果从1840年算起,有17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从1840年到1949年,共109年;另一段是从1949年到现在。第二个阶段又可以分两段:一段是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湖南人,在前面的109年,都站在历史的最前排。
  这109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也叫四个浪潮。
  第一个浪潮是洋务运动,走向现代化。这个浪潮是湖南人开启的,曾国藩在这个活动中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兴办了近代工业,开启了洋务运动,实践了湖南人魏源提出的先进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件事,培养了一大批洋务人才,促使清廷派出了留美学生,这批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骨干。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外交外事人才,如郭嵩焘、曾记泽等。所以,湖南虽然地处中国中部,但却是对外开放的先锋。
  第二次浪潮是戊戌维新。谭嗣同是维新运动重要成员和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壮烈牺牲扩大了戊戌维新运动影响。他的好朋友湖南人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改良转向革命的标志。湖南是戊戌维新中全国最富有生气的一个省,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坚定的“维新派”,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重镇。当时在长沙办了湘报、湘学报,还成立了时务学堂。梁启超是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那里培养维新人才,其中就包括蔡锷。
  第三次浪潮是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这次革命又是湖南人站在前排。辛亥革命,我们除了贡献了黄兴之外,还贡献了蔡锷、宋教仁等等。黄兴,是一个与孙中山齐名的人,时人称为孙黄。黄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人的人。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功成不必在我”。他既有英雄的业绩,也有圣贤的品质。咱们的岳麓山,实际上是一座共和烈士山,上面埋了黄兴、蔡锷、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等等。要数的话,可以数四五十个名字,全部都是为了共和牺牲的人。所以,湖南人拍电视剧《走向共和》,是符合天意的。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昌,但起义骨干多是湖南人,一大批湖南青年学子,参加了起义。
  第四次浪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领导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又是一大批;在七届中央委员里头,湖南人占将近一半;八届中央委员里边,湖南人占40%。我刚才讲这些,其实是讲两个字——辉煌。中国有30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湖南在100多年的历史里,一直走在前列。
  原因何在?主要有两个:一是时势造英雄。鸦片战争以后,湖南成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在湖南的经过,为湖南士子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可以说,没有太平天国,就没有湘军;没有湘军,就没有湖南人近代的辉煌。湘军崛起,带动了湖南,也改变了中国。这叫时势造英雄。二是文化造英雄。湖南的知识分子、湖南的士子,他们积蓄了多年,有志向、有情怀、有思想、有准备,当国家民族有难的时候,他们奋起搏击,成群结队走向风云际会的大潮。
  湖南人在近代为什么那么辉煌?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的准备。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湖南有幸,明清之际出了个大思想家王船山,就是你们衡阳人。可以说,他是“东方的孟德斯鸠”;也可以说,他是“东方的黑格尔”。他的思想极其伟大,他的人格极其高尚,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更是我们湖南的骄傲、衡阳的骄傲。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结束了中世纪中国的封建思想,开启了新世纪唯物、民本、民主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近代的先贤。在船山之前,影响我们湖南文化的有屈原、贾谊、周敦颐,还有外来的流寓学者朱熹、张栻、胡宏等人,他们汇聚岳麓书院。当时,湖南建立了自己的学派——湖湘学派。后来有王阳明。王阳明是浙江人,但是他发配到贵州龙场,几次经过湖南,在我们的岳麓书院,还有常德、沅陵这一带讲学,留下了诸多的追随者和他的思想。再后面就是王船山,王船山跟王阳明差150年左右。刚才我讲的这几个人,很了不起,为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曾国藩有句很好的评价:周敦颐为了湖湘文化,乃至理学指明了方向,奠下了基石。后来的二程、朱熹都是在周敦颐的影响之下。那么理学的形成,标志了湖湘文化的一个高峰,和中华文化在同一个平台上运行了1000年。
  湖南为什么出全国性的人物?因为我们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全国性的思想。为什么王船山会成为全国性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因为王船山批判地继承了理学思想。同时,他对理学思想有巨大的创新和发展。他提出了“趋时更化”,也就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他提出了民主、民本的思想,提出了唯物的思想、爱民的思想,提出了既要重道,又要重器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清朝都是石破天惊的。湖南在近代还有两个大放光彩的人物: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毛泽东。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第一个实践者。在他之前的人都是在“说和写”,他是在“做”。再说毛主席,毛主席不仅仅是实践者,而且是成功者;不仅仅是继承者,而且是创新者。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观点,与湖湘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实事求是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最古老的一个命题。孔夫子讲“生而知之,学而知之,教而知之”;理学讲“知行合一可以立于天地”;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在于心”;王船山讲“知行合一在于行”;毛泽东讲“知行合一在于实践”。他继承了王船山,又高于王船山。
  现在我们把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简要地概述一下,湖湘文化的精髓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是民本思想。他们继承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表达了一种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屈原是忧伤的,贾谊也是忧伤的。《岳阳楼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左宗棠讲“身无半缕心忧天下”,毛泽东讲“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直到朱镕基、胡耀邦,都是为民的情怀,忧天下的情怀。毛泽东一家六口人贡献给革命,难道不是忧国忧民,难道不是悲天悯人!第二,湖南人有上下求索、敢于创新的精神。湖南人一直在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从屈原开始,历朝历代的湖南人,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探索,都在追求,都在创新。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曾国藩就是个勇于创新的人。作为我们双峰的一位农家子弟,他在儿子曾纪泽读书的时候,就请了英文家教教英文。此外,还大办工厂、办水师。彭玉麟也是我们湖南人。我到九江看了彭玉麟水师的遗址,很了不起。还有蔡锷、宋教仁等,都有一种敢于求索、创新的精神。毛泽东更是如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伟大的创新。第三,湖南人有求实的品格,实事求是的思想。湖南人不善空谈,霸蛮、扎硬寨、打死仗。这样一个扎实、务实的作风,使湖南人与很多地方的人迥然相异。第四,湖南人讲操守。湖南人是义理之乡,讲义理,理是天理的理。这是屈贾留下的传统。屈原是圣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图腾。屈原临死前,碰到个渔夫。渔夫跟他说,这个世界这么浑浊,你为什么非要追求干净呢?水不干净的时候,你拿来洗脚;水干净的时候,拿来洗头、洗帽子,这不很好吗?你为什么要水这么干净呢?屈原说,他宁可死也不愿自己受一点污染。最后,他以自己的死证明人可以干净、可以纯洁。曾国藩也是这样。当时,他拥有20多万军队,有人劝他取清政府而代之,他不以为然。时人说曾国藩有三不朽:立功不朽、立德不朽、立言不朽。后来把他叫“曾子”。他不贪财、不好色、不恋官位。每次打完仗以后,总是把别人报在前面,把自己报在后面。但是朝廷知道他是统帅,封赏的时候还是给他最大的封赏。为了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仗布置好了,明日打仗之前,他就坐船走了,打完就是别人的功劳,让别人也封侯、封诰命。所以,曾国藩有一句话是“不聚财就能聚人”,原话是“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你如果贪财,怎么团结一大批人?那时候,湘军将领那么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服什么呢?服德。曾国藩作为湘军中的中心人物,他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湖南人的这些名人,都讲操守。这是我讲的湖南人的四个优点。
  湖湘文化我为什么讲到1949年呢?1949年以后,湖南人的光彩慢慢地褪色。九大、十大以后,湖南人在政坛的少了,湖南的经济也比较沉闷。改革开放以后,从总体上讲,我们没有搞赢沿海各省。原因是什么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我们湖南人的思想在慢慢地落伍。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永远是站在世界前列的。它只要不与时俱进,就一定会落后。湖南人的思想之所以会慢慢地落伍,跟湖南文化的属性是分不开的。湖南文化有两个大的属性。第一个属性是农耕文化。我们讲我们湖南人会读书、会种田。湖南是个鱼米之乡,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与工商业社会是不同的。两者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者我们要坦承,某些方面是落后于工商业社会的。第二个属性是革命文化。我们出了很多革命家,但这个革命文化好不好呢?革命文化当然好,但是,它只适合于革命阶段。在革命阶段,革命文化是积极的。在历史向前走的时候,它有一部分精神是要继承的,比如说自我牺牲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困难的精神,比如说勤俭的精神,这些革命精神都要继承。但是革命呢?它的出发点是破坏一个旧世界;采取的手段是暴力、军事、行政,斗争的策略是不择手段的。革命的思想,有一部分在建设时期不适合。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斗争和竞争。革命时期我们讲斗争,建设时期我们讲竞争。斗争和竞争有什么不同呢?出发点不同,斗争是你死我活,竞争是双赢、共赢;斗争讲的是消灭对手,竞争讲的是妥协。商业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妥协的文化。商业文化要求两个交换的主体要平等。我说这个杯子200块,你说这个杯子300块,谈到250块,这个生意就做成了。如果谁都不妥协,这个生意就做不成。做不成,两个人都没有好处,那么这个就是商业文化。我们湖南人在妥协上不太行,我们讲斗到底,毛主席讲“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则进,不斗则退”。曾国藩也是这样的。他在《挺经》里讲了一个故事:家里来了客人,爸爸要儿子去买一点菜回来。饭做好了,客人要喝酒了,还没见回来。爸爸就去看一看。一看,怎么了呢,在水田里边只有一条田埂能过人。他儿子要过这边来,有个人要过那边去,两人互不相让,死也不肯退。爸爸把菜接过来,对儿子说:“你继续顶着,我先拿回去做菜。”这就是犟到底。湘军打仗就是靠这个本事,打落门牙和血吞,还跟你拼,还跟你打,别的省的兵都跑光了,湖南人还跟你打。你怎么搞得赢他呢?但这样搞商业就不行,搞商业要见好就收。竞争呢,要按规矩出牌。斗争呢,则可以乱搞。西方的基督教里有妥协,湖南文化里没有妥协。我们讲“以和为贵”,但那是在没打之前,打起来就没有“以和为贵”。因此,我们的农耕文化、革命文化这两大属性,给我们湖南人带来了四个缺点。
  第一个表现就是官本位。农耕社会很漫长,生产力发展很缓慢,剩余产品很少。那个时候,谁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把生活过得更好呢?当然是当官的。农耕社会看重耕读传家,读书做官是我们湖南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日久年深,“官本位”、“权本位”等思想观念,积淀在人们的无意识中。时至今日,“官本位”、“权本位”仍是我们湖南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大问题,官员们都很像升官,精神智慧都用在这上面,这样的官场文化怎么能把经济搞上去,怎么会关心民瘼所在?官本位变成了行政本位、等级本位,市场必然受到过多干预和挤压,发展必然步履艰难。每一个部门都对那些个体户、民营企业、外资伸手。你不赚钱的时候,他们都不理你;你一赚钱,大家都来理你。这怎么去搞商业呢?这是第一个大毛病。第二个表现就是小农思想。小农思想有好的一面:勤劳、节俭、善良。但是,小农思想缺乏胸怀,缺乏眼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追求小而全,而且主张小富即安。有钱赚,只要有一点风险他都不干,缺乏创业、创造、创新的精神,从而造成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温州的商人在全世界活动,所以温州的商业文明、商业文化特别发达。第三个表现就是封闭思想。湖南这个地方,对外是封闭的,对内也是封闭的。湖南的方言是不好懂的。我是三十岁从外地回到湖南的,我家乡在湖南。有一次,我陪我们当时的人大副主任去浏阳调研,他请了一些老红军座谈。浏阳当地的老百姓讲的是土话,根本听不懂。我们衡阳话,也很难听不懂。湖南人的这种方言就是封闭的表现。你到了华北、东北,包括山西、山东,说话全都懂。为什么呢?交流多!他们那里是一马平川,一挂马车,一天跑几个省,我们这地方不行。第四个表现就是斗争性太强,妥协性、包容性太差。我们湖湘文化有这么四个弱点。我讲的湖湘文化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把所有的东西都表达出来,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点,最后形成总体的负面效应。在新的文明中,这样不行。这是我给湖湘文化总结的四个优点、四个不好的方面。
  
   来源:红网  文/郑佳明
 
特色资源 更多>>>
ICP备05011312 办公平台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电话:0731-84174124
关注我们
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