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积极作用
     过去,人们研究湖湘文化时,比较注重的是她的优良传统。本文也先从这方面入手,谈谈湖湘文化中几个最重要的优良传统对湖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以推崇屈原、贾谊精神为特征的爱国主义传统。湖南之地,在战国时期有屈原忠而被谤自沉汨罗,在西汉初期有贾谊力主改革而被贬长沙。这两个人虽非湘籍人士,但对后世的湖南人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历代士人均以生长在“屈贾伤心之地”而自豪,不但立志继承屈、贾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很多书院修建屈贾祠,以教育后人宏扬爱国精神。正是在这种爱国精神的鼓舞下,便有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师生登陴抗金抗元;有明末清初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南士人艰苦卓绝的救亡活动;有同光时期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图强;有戊戌时期改良派革新政治以御侮;有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前仆后继以救国。在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还曾写下“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的豪迈诗句。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人当时还在杨昌济的指导下,将传统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爱国主义。1914年当船山学社成立之初,杨昌济就曾明确指出:“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①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本来意义,也就是杨昌济所说的“狭义之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对激励湖南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到了现代,“五族一家”,即中国境内各民族已团结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之后,再坚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就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但是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我们仍必须坚持中华民族的立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杨昌济提倡的与“狭义之民族主义”相对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现代爱国主义。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推动下,以毛泽东和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中的一大批优秀青年,从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同样是这种现代爱国主义,使曾经是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保皇派”杨度,最终成了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个章士钊,早年是激进的革命派,后来当了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他还替蒋介石讲过逻辑学,当过“御用文人”,但他一生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甚至上书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认为“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②指导他这些行动的思想基础,仍然是爱国主义。还有一个李石岑,早年信奉过尼采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但是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使其最终抛弃了唯心主义而转向了辩证唯物论。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湖南近代化过程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按照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设想,使人均国民收入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从根本上振兴中华民族的壮举。要实现这一伟大壮举,迫切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且要把它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在这方面,湖湘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其次,是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杨毓麟曾把这种精神称为“特别独立之根性”,而陈独秀则将它誉为“湖南人的精神”。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其心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③这段话表明,杨毓麟所讲的湖南人之“特别独立之根性”,主要是指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当然,独创是离不开艰苦奋斗的,所以杨毓麟也特别褒扬王船山的“艰贞刻苦”。陈独秀也是突出强调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他在1920年1月5日发表的《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④陈独秀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声援毛泽东等人当时正在开展的驱逐盘踞在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确充分反映了湖南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艰苦奋斗精神。青年毛泽东则是从这次运动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通过对这场运动及稍后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奋斗中,毛泽东又继续发扬湖南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独秀在上述文章的结尾指出:“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陈独秀的这一预言,已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所证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为了完成这一事业,特别需要发扬历史上湖南人那种敢为天下先,敢于独创的奋斗精神。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我们却只见其少而不见其多。这就说明宏扬这种精神仍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是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在古代的湖南,这种汇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不同民族文化,如越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二,是湖南内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以及湖南与其他省区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三,是不同学派,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到了近代,最后这一种交流与融合,显得更加突出和有成就。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从表层到深层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先进的湖南思想家和政治家走在全国的最前列。第一阶段是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即学习其物质科学技术。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最早在中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的提出,如石破天惊,有力地震撼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要再老大自居,起码在军事设备和技术方面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样,就为往后人们向西方学习奠定了一个初步的思想基础。而当时一些湘籍政治家和思想家,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则更是自觉地将他们在中国开创的洋务运动,视为对魏源上述口号的继承和实践。曾、左的洋务活动,当时在全国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它不敢也不愿触及当时已腐败透顶的封建政治制度,因此尽管“师”来了一些西方的近代工业及军事设施,还是无法使中国富强。 
  甲午战争,中国海军的惨遭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思考救国之道。于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层面进行学习。首先是戊戌变法,它虽然是由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但当时最有成效的变法活动还是首推湖南,而其中的骨干则是谭嗣同和唐才常。谭嗣同和唐才常为变法而献身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然而也正是他们的流血使人们认识到,改良在中国已经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于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等人,都纷纷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领导下,经过反复起义,终于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推倒了封建帝制。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又被袁世凯窃取。袁氏为了实现其独裁的野心,继续大肆宣扬封建礼教,蛊惑人心。这时,先进的中国知识界便开始认识到,光有政治革命还不行,还必须深入进行思想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在湖南,乃至在中国,杨昌济对此认识是比较早的。他在1914年发表的《劝学篇》中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⑤杨昌济这段话,预示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三阶段,即从思想层面上学习的阶段的到来。所以,当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15年,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杨昌济便热情地支持它和宣传它。正是在杨昌济的指导下,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五四”青年迅速成长和崛起,他们不仅创立了五四时期中国最早的社团———新民学会,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而且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着手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我们通过对湖湘文化三个特点的具体分析,说明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对当代湖南的现代化建设,的确是可以起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湖湘文化的某些消极、保守的因素,也仍然在不同程度地障碍着湖南的现代化建设。对此,本文无法全面进行分析,仅举一例说明之。这便是近代以来在湖南人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早在1895年,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的开篇指出:“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及究其洋务之谓,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土番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吉力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⑥筠仙是郭嵩焘的字,吉力刚是曾纪泽的字。谭嗣同的这段话,揭示了近代湖南在对外开放上的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即一些先进人物始终站在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前列,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但是也有一批人在对外开放上思想极为保守,即如谭嗣同所说的“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
    来源:湖湘文化网  文/王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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