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巨子郑先声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呈请没收南京太平门外玄武湖清官吏两江总督端方私宅以建祠,专祀杨卓林、郑子瑜两烈士,并附祀吴樾、熊成基、杨毓麟、陈天华四烈士(杨卓林和郑子瑜先后被端方杀害,吴樾曾谋炸端方等五大臣而殉难,熊成基谋刺载洵而被害,杨毓麟、陈天华为蹈海烈士)。1912年3月6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下批准令云:“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死事既属同揆,庙食允宜共飨。该部所请,事属可行。”同时,追赠郑子瑜为陆军上将。
 

缔造之功
  郑先声,字子瑜,1865年生,长沙县金井镇拔茅田村(原观佳民主村)桃花源人,性峻急,重信义,有豪侠风。进学后肄业于两湖书院。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主张改革维新的进步人士,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遂绝意仕途,弃举子业。悉心研究政治、军事、方略等学问。他曾言“民生凋敝,外侮频仍,国亡无日。作为炎黄子孙,不思救国图存,反以封建功名为鼓励,诚属不通之论。前此我参加科举考试,只能算为我一生中的一次奇耻大辱。”
   1889年,郑先声任教于醴陵渌江中学。后来,他还与同志在长沙创办民立中学,经常往来于长、醴之间,与李燮和等革命志士秘密联系,在长沙成立了“黄汉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不久,黄汉同盟会的党人遍及三湘和赣西地区。
  1900年前后,反清革命组织不仅与许多帮会建立了联系,还吸收了一些帮会头目,因而使这些帮会成为进行反清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各帮会宗旨不同,信仰各异,互相之间往往意见分歧,甚至发生摩擦,而山西的问题又较突出。郑先声曾受反清革命组织派遣,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四处奔走,调停山西各帮会的分歧。他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只身走访山西各地的帮会头目,足迹几乎遍及全省,充分掌握了各帮会的情况,了解矛盾产生的根源,然后邀集各帮会首要头目互相交换意见,并各自畅谈对抗清廷的打算。经过他反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终于使他们认识到存小异而求大同的道理,各帮派统一了思想,消除了分歧。当后来辛亥革命义旗一举,山西各帮派都迅速响应,对革命胜利的取得起了重要作用。宋教仁在《我的历史》一书中对郑先声的这段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只身走山西,调停了帮会间的分歧,革命大功,遂得告成,厥功至伟。”    
  郑先声很长一段时间在长江流域进行革命活动,他经常往来于武昌、南京、上海之间,并东入福建,南下广东,北至平津,西访咸阳,与革命党人广为联络,与各地会党人士,往来极为密切。
  曾有法国的民党人士,向郑先声询问中国反清革命的情况,他慷慨激昂地侃侃而谈。法人大为惊服,旋将他的谈话记录在法报上刊载,而且冠以醒目标题:“中国革命巨子郑先声谈革命形势”。
  1903年郑先声被捕,官方严刑审讯仍得不到任何谋反实据。其从事女子教育工作的妻子汤峙鹄与革命党人将其营救出狱。
  郑先声出狱时,正值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郑先声欣然参加,并成为华兴会的领导人之一,黄汉同盟会的会员也纷纷加入。
  1904年夏,郑先声到九江组织当地一批进步力量,夺取军装局枪械,以充实革命武装。由于清军防范甚严,以致惨遭失败。郑幸免于难,随即避匿于上海。
  1904年冬,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消息泄露,清廷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黄兴避走日本,任郑先声为“华兴会”会长。在随时有再次被捕的情况下,郑先声到处转移住址,仍积极开展活动。
  郑先声在整个反清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地奔波,车船费用、食宿开支,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他多次典卖田租房屋,其妻对此毫无怨言。
  1904年寒假,他与妻子一道回家,将房屋、田租全部典当掉,在旧居堂屋的过道上用土砖砌了一座灶台,汤峙鹄亲自打柴、提水、做饭,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由于灶台过小,做饭时灶膛内的火舌经常伸出灶外,有时汤的眉毛被燎,她随即口占道:
生柴自斫瓮亲提,
火焰无情上画眉。
郑先声联道:
虏祸未平家已毁,
挥戈看我殄胡骑。
 
伤心雨花
 
  1905年,郑先声得同志资助,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宏文书院学习。在这里,郑先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为最早会员之一,并被指派担任同盟会斩杀部部长。他与黄兴、刘揆一、仇鳌、周震麟等结成“敢死队”,勇于承担最艰险的任务。在此期间,他多次欲回国组织起义,以时期未熟,被黄兴等人劝阻,人称“急先锋”。   
  由于长期株守海外,担任同盟会斩杀部部长的他,难免心中急躁,这时,国内捉拿他的悬赏早已由一千金增加到五千金。郑先声有个同乡叫朱士奇的,本是一名匪首,郑先声与他结识过,劝他改邪归正,为革命出力。朱士奇见利忘义,来到日本,称“淮阳一带盐枭,已决定响应徐锡麟起事,想请郑先声居中策划,以竞全功”,诱骗郑先声回国,黄兴等力阻之而未果。1906年8月,郑先声抵达上海,即被捕解往南京,终究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郑先声入狱后,革命党人和他的亲属多方设法营救,汤峙鹄请族人联名具保,因是诛门之罪的重案,都不敢具保。汤峙鹄打听到南京赵翰林,为人正直,思想开明,端方也深敬其人,汤峙鹄便千方百计找人介绍,当上了赵家的家庭教师。在此期间,他将丈夫被捕的事向赵翰林诉说,并请求设法营救丈夫出狱。赵翰林欣然应诺,多次向端方说情,但均不得允。
  郑先声的女儿郑业恒,毅然直奔江宁,具呈面谒端方,请求“以身赎父死”,也未能如愿。
  郑先声囚禁狱中达四年之久,经过无数次刑讯拷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九死一生。但他对革命组织及革命党人的行动一字不说,其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使他身边的一个狱吏深为感动,主动照顾郑先声,并多次为他传递家书。郑先声有一封信给胞侄郑业怡,信中说:“入狱后,备受酷刑,似此情形,决无生理。我生碌碌,一事无成,负此大名以死,重于泰山矣。”
  1910年秋,狱中瘟疫流行,无医无药,郑先声身染重病,竟于8月瘐死狱中,时年45岁。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在南京雨花台主持了郑先声烈士追悼会,并亲书挽联:
志士竟如何,忆论项谈荆,回首犹思五藏国;
英雄今若此,对秋风黄叶,伤心怕上雨花台。
 
作者:黄柏强 文章来源:三湘统战网 更新时间:20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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