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湘乡人是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
 

 

(图中右三为我国地理学泰斗黄国璋 资料图)
        黄国璋(1896-1966) 九三学社中央秘书长,地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人,1896年8月5日生,湖南省湘乡市黄泥坪乡人。早年就读于东山高等小学堂。1911年入湘乡驻省中学。1919年长沙雅礼大学毕业。曾任该校中学部英文、地理教员兼教务长。192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10月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8月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 1944年底,与许德珩、潘菽等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翌年9月3日更名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调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1911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同时走出两位“奇特”的学生,并同时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一位是语文成绩特优,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走“政治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一位是英语成绩特优,走“科技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地理“三杰”之一,被誉为地学先师与泰斗,同时又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理事长的黄国璋。他们两人殊途同归,对国家的民主与富强都做了贡献。毛泽东功高日月,成为一代伟人;黄国璋凭着冀民族兴旺、望祖国昌盛的赤子之心,在地理学领域里顽强拼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不断探索真理,追求光明,在民主爱国运动中英勇搏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和高层民主人士。

胸怀报国学地理

黄国璋字海平,祖籍湘乡县城北郊黄泥坪,1896年8月5日生于上海。父黄抚九曾在上海谋事,目睹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感到十分气愤;同时,看到满清末期,洋务运动的兴衰沧桑,又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深信“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请家庭教师,教儿子从小学习英语,以期将来成为“通晓西事”,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工业做出贡献的人才。黄国璋受此熏陶,从小把父亲的期望化作自己的志向,努力学好英语,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打下基础。故从小学到大学,其英语尤其是口语水平,总是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有不少留学日本和英美回归的学子担任教师,民主科学空气甚浓,学校学风严谨,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革新教学内容闻名遐迩,且学校开设英语课。黄抚九慕名将儿子送到这里读书。

从东山高小到驻省湘乡中学,再到雅礼大学,黄国璋一直把英语和理科作为重点,以实现父亲嘱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在中学部教英语和地理。“五四运动”的伟大潮流,不仅给他以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更使他懂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息息相关的道理。在地理教学中,他接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德国学者洪波德、李特的著作,逐渐认识到要报国图强,需要首先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地理科学,觉得我们太落后了,国家疆界混乱,被列强不断蚕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学,改变国内地学落后状态,将有利于守土卫国,有利于开发资源,有利于提高大众爱国热情。他欣喜地认为,这就是报国之路,强国之策。他在《学习本国地理第一要义》一文中写道:“ 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国家的可爱,唤起民众、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

1926年,黄国璋怀着振兴中国地理科学,改进中国地理教学的志向,辞去教师职务,毅然踏上赴美留学之路,成为我国出国学习经济地理第一人。在轮船上,他望着浩瀚无边的海洋,经受着滔天巨浪的颠簸,感叹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大啊、多么精彩啊!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恨不得马上登上美国的大学课堂,去接受那些认识海洋,认识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认识大千世界的地理学知识。

在美国,他举目无亲。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祖国迥异,人们穿着五彩缤纷,夜晚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茶楼、酒馆、歌厅、舞厅、夜总会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双成对,或牵手,或拥抱,或翩翩起舞……黄国璋无心领略这些异国风情,他不去任何娱乐场所游玩,他不吸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一个心思地学,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科学知识。1927年入美国纽芬雅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当年毕业;次年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当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的导师和同学,对他在如此短期内完成学业并取得优秀成绩赞叹不已。在美国,他阅读了大量欧美近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学到了先进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绘图技术,并到美国的港口、草原和峡谷考察,获得了丰富的地学知识。对此,他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想,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这些知识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草原、森林、峡谷、港口有待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啊!他下定决心,献身祖国地理科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绝不动摇。

毕业后,美国的一些学校留他教学,一些科研机构劝他留在美国搞科研、做学问,薪金比国内高得多。他都一一谢绝。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的需要来学,学到手了就要回祖国去服务。”1928年底他满怀报国图强之志,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胸怀报国学地理

从美国回来后,黄国璋一度彷徨:学了这么多先进的地理科学知识,怎样用来为国家服务呢?去野外考察,绘制山川形势图吗?不是几个人能办到的事;搞地学研究,提高国内地学水平,努力赶上欧美吗?目前国内还没有地学研究机构;到边疆考察,搞清地域疆界及其历史渊源吗?这更是国家行为。他思前想后,一时难以定夺。当他想到在雅礼中学部教地理时的情景,所用地理教材内容陈旧,概念不清;教学方法落后;无论搞考察,作研究,从事地理教学都需要人才。我国地理科学落后,人才奇缺,而中小学地理教师中,不乏滥竽充数之辈,要改变这种状态,关键是要从教育入手,培养地理学科学人才。经过彷徨、思索,他决心献身地理教育事业。从此,他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学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学中坚人才。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人。

1929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在这里,他成为传播西方地理科学的主要学者。在教学中,他刻苦努力,对学生循循善诱,用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大家学习地理的积极性。学生都喜欢听他讲课。由此而使“地理新潮滚滚东来,在国内新兴科学中,俨如异军之突起”(《地理教学》发刊词),有力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记述型地志学。

1936年,黄国璋被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他认为,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实现为国家培养地学教育人才的夙愿。为此,他决心把这个系办成全国有影响的系。首先确定地理系的任务和目标有三:改进各中等学校的地理教学;培养中学优秀地理教师;开展地理科学研究工作。据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打破门户之见,聘请国内外名家学者来系授课;派得力教授到中学任教,从中了解教学情况,探索教改之路,发现和培养地理科学拔尖苗子;自己动手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实行野外考察与教学并举的方针;亲自联系学校,派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不到一年,北师大地理系教学与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地理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可以说是北师大地理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北师大地理系教授宋春青:《黄国璋事略》)他还把几经周折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捐赠的两万块银圆,全部用来采购图书和仪器。“凡有利于中等学校地理教学之事项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无不规划周详,亟图充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概况》)。

多年教学实践,黄国璋深感基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创立了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小学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亚洲地形图》、《河北地形图》和其它教学用图。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地理教学》双月刊,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学刊物,对指导中学教师教好地理课,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北师大地理系在黄国璋主持下,系风突变,百家争鸣,在全国声誉日隆,为培养高校地理教学人才,推动全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大学西迁城固,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他受命筹建联大地理系。在国家艰危、烽火连年的岁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奔波操劳,使地理系在短时间内筹备就绪,并及时开课。

1948年底至1949年春,他顶住反动政府的压力,拒绝出逃台湾,并与广大师生一道护系护校,粉碎了反动派的破坏阴谋,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2年黄国璋受到错误处理,被撤销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学会的一切领导职务,贬出北京。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不为自己的冤屈申诉,不为留恋北京求情,唯一的请求是允许他继续教地理,从事地理科学,哪怕是到边远山区教中学地理也行。其献身地理科学,热爱地理教学的赤诚之心,闻者莫不为之肃然起敬!后被派往陕西师大筹建地理系。他胸怀宽广,毫无怨言,一到任就亡命工作。他的行动和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的人,深得院校领导的尊重与信任。

黄国璋先后主讲《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地理学原理》《地理教学法》及英语等课程。他的讲授内容充实,语言风趣,引发学生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教学中不断吸收科学新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他常说:“地理学家的思想,随着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而演变,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而与时俱进。”同事们评说,黄国璋的地理学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经常注意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阐明学习本国地理的要义。他常说:“一个近代公民对于自己国家内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形势,人口聚落、物产交通等人文现象及相关之理应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国家观念,才能激发出爱国激情。”

为国保土察地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的铁蹄蹂躏我东北三省,南京的大街小巷,涌动着东北的入关难民,秦淮河畔飘荡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血泪歌声。作为地理学家的黄国璋,眼睁睁地看着野兽的铁蹄践踏着祖国母亲的胸膛,他的心快要碎了。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相反调集30万大军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黄国璋气愤、心痛,和师生们走上街头游行请愿,要求举国一致,枪口对外。而蒋介石的答复却是无情的镇压。黄国璋再次为报国无门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山河破碎,国无宁日。长期霸占缅甸的英国,乘我东北多事,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调解之机,借口缅甸和我国云南西部的南北未定界悬案,攫取我国班洪银矿区,激起云南人民的极大愤慨,派代表团到南京向中央政府呼吁求援。当时我国边界地理不清,外交争执难有依据,须组织实地调查考察,绘制山川形势地图,确定两国边界。黄国璋得知此消息,对英帝罪行十分气愤。他慷慨激昂地说:“晚清时期的留学生,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凌,提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如今日寇侵我东三省,英国又在云南边疆打我们的主意,真是欺人太甚。我是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只要国家用得着我,一定要发扬先辈爱国精神,共赴国难。”后经各方联系,决定由黄国璋教授负责筹组云南地理考察团入滇。黄国璋欣然应命。经多方努力,筹措法币2.4万元,购置从德国进口的先进仪器,与国际联盟派来的奥籍专家费师孟(H·V·WISSMANN)教授及滇籍外交专家张凤歧、助手王德基、严德一等5人组成考察团,经专业培训并筹足路费后,于1934年中秋出发。时蒋介石忙于“剿共”,交通阻塞,乃绕道香港、河内到达昆明。英国政府慌了手脚,忙派人到南京交涉,以阻挠考察团进入争议地区。蒋介石不敢得罪英国,与之订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暂缓两方人员进入争议地区考察的协议。刚到昆明的考察团得到的是任务被取消的消息。黄国璋眼看一腔热血,两年筹备好的计划付之东流而心急如焚。他以云南南部当时在中国地理学界尚为盲区为由,经与云南地方当局协商,改去西双版纳考察热带资源。11月,黄国璋率考察团顺迤南大道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递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澜沧江边的卑湿低坝,勘查西双版纳全境。从迤南至允景洪共24个马站,仅两站通汽车,其余全靠马驮轿乘。他们晓行夜宿,边走边工作,沿途绘图摄影作笔记,并调查访问。黄国璋除抓全面外,还兼农林地理。时值旱季,“山径变为悬梯,无论骑乘,备感忐忑。”(《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4期)步履之难,难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须巧妙周旋,方可避害。路上的宿店有的隔三四十里,有的隔八九十里。晓行夜宿,必须赶店,否则夜宿林边,必遭野兽侵扰。普洱、思茅系滇南名城,考察团到此时,只见城内十室九空,街肆馆舍关门落锁;所见城乡居民,多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大腹如鼓,脑壳如瓜,史称瘴气之乡,都因疟疾为灾。自元江以南,气候渐热,蚊蝇四季不绝,高原人士谈瘴色变。在昆明就听到“欲过元江坝,先把婆娘嫁”的警言。考察团一行,严格注意防蚊,可喜均未感染疟疾。元江河谷海拔仅 500米,而周围都是2000米以上的高山,故气候酷热,考察团成员个个汗流浃背,彻夜难眠。黄国璋总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考察团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和图片都极其丰富珍贵。黄国璋用平板仪步测景洪坝曼景囊村前的田亩图,研究傣族土司的土地制度和灌溉系统。图成后明确傣族沿袭的土地制度,是土司有大片官田,居灌溉渠首,由百姓集体共耕,作为劳役。民间耕地为村有,居灌溉下游,由各村头人计户授田,各自耕种,收赋三成。公私田亩,图上分明,极似汉族古代的井田制。研究结果使黄国璋极为兴奋。他和张凤歧详细探讨这种制度形成的历史。他认为,不论怎么说,它都证明西双版纳和内地农业文化的血缘关系。黄国璋深知这样的考察机会难得,他要求团员们勤于采风问俗,广作社会调查,并为各族人民摄像,还购买许多少数民族服饰实物带回南京。考察历时半年。在总结这次考察时,黄国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看到,这里的热带资源原封未动,面积有30万方里(即30万平方里),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英法帝国主义向远东掠夺缅甸、安南热带资源贪得无厌,犹觊觎这块宝地。我们这次经广东、广西、云南河口一带地区调查访问,华南沿海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广西的龙洲、滇南河口各地,栽培热带植物均难免冬季寒潮、夏秋台风的灾害。西双版纳因位在北回归线以南,热量充足又属印度洋西南季风范围,北有高原屏障寒潮,东南距海较远,可免台风袭击,是今后栽培热带植物的理想宝地。”

此次考察开学者考察西双版纳之先河。黄国璋著的《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资料翔实,描述生动,曾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引起各界极大兴趣,为解放后对这个地方的考察与开发起开拓性作用。考察团带回的图片实物,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赞叹不已。民族学家凌纯声、马长寿等,认为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农林学外,还丰富了民族学和社会科学,使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名扬中外。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国璋多次率队翻山越岭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进行考察。 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队,历6-12月的酷暑与严寒,步行或骑马翻越麻日雪山,拜会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禅大师肉身像,并给德钦汪母活佛摄影留念,观看藏民族天葬大礼。1958年,他身处逆境,以62岁高龄之躯,率陕西师大地理系师生到秦巴山区作考察。他著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其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地理学;他的《汉中地理志》被国家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地理志的范本推广;《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陕西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黄国璋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皑皑雪域,到处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的这种实干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同事和莘莘学子!

团结地理学界 致力民主科学

黄国璋利用自己在地理学方面的声望,致力团结地学界人士和广大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民主和科学的繁荣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参加中国地学会的活动。1909年,著名地学家张相文,在天津创办中国地理学会。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三个群众学术团体之一。该会于1910年创办的《地学杂志》,为我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刊物。1936年,中国地学会改组,推黄国璋为总干事。他为《地学杂志》内容的革新和编辑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并取得显著成效。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地学会停止活动。1946年黄国璋回北平后,他以地学会总干事和北师大地理系主任的身份,和地学会理事张星火良(张相文之子)教授联系,恢复地学会活动,推张为理事长,黄为副理事长兼总干事。他积极做好会员登记和发展工作,并借此机会,宣传“九三学社”的主张,动员广大会员积极从事民主科学活动。1948年9月,中国地学会参加全国12个学术团体联合举行的年会,动员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民主和科学大众化出力。1950年夏,党中央在北京召集全国各界自然科学代表,商讨组建全国科联和科普机构。中国地学会代表黄国璋、王成组同中国地理学会(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代表李春芳、李旭旦协商南北两会联合,推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黄国璋为副理事长。黄国璋对中国地理学会后期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积极参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一个进步组织——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会负责人。1944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黄国璋与潘菽等40多位科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筹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8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会成立,推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藩菽为常务理事。1948年,黄国璋与钱伟长、马大猷等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反对独裁,争取人民民主而奋斗。1948年3月28日,黄国璋在《大公报》发表《科学工作者要联合起来——庆祝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成立》一文,指出:“在我们中国,刚在胜利之余,欢呼未停,而杀声又起。”“今日的科学工作者,普遍地在为着将要断炊的柴米和子女的教育费而发愁,为着实验设备的缺乏而阻挠了工作程序,为着肚皮的饥饿而降低了工作能力,这是目前司空见惯的事实。”“同时科学的成果被少数的资本家和野心家所垄断收买,当作了个人致富的法宝,这样科学乃遭遇了空前的大危机,而大多数的人民便躬逢了目前的大迫害。”“只有为大众的科学才算真正的科学。”“……科学与民主,这只有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去争取,才能达到目的。”

积极参与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并进而发起组建“九三学社”。1943年,黄国璋由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驻地)转到重庆市区建设委员会。时日寇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国民党内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势力猖獗。黄国璋常为此痛心疾首。因他与许德珩之妻兄劳启强是同学,故结识许氏夫妇,常去许家畅谈国事。两人对局势均感焦虑。后他邀潘菽,潘又邀税西柱、梁希、金宝善等一起参加,座谈民主与抗战问题。大家对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表赞同。在许德珩倡议下,决定将座谈会固定下来,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5月黄国璋赴兰州讲学,介绍黎锦熙、袁翰青二人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8月28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会庆祝,定名“九三座谈会”,进而成立九三学社筹委会。次年 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开成立会,黄国璋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秘书长)。成立大会上,他与卢于道等演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内战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公正调解国共纠纷,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8-9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北平,黄国璋回北师大任教,他兼学社组织和财务,成为许德珩的重要助手。他在地理界发展不少人入社。时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黄国璋毫无畏惧,在许德珩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社员积极参与反独裁、反内战、反暴力民主运动。学社多次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镇压人民,表示拥护中共主张,支持人民革命。他本人也多次撰文或与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1948年4月19日,国民党北平市党务委员吴铸人发表讲话,攻击许德珩等在北大民主广场反对伪国大的演讲是“受奸匪利用。”23日,黄国璋与北平4院校90名教授联名写信给北平各报,驳斥吴的谬论并质询。6月29日,黄国璋与各院校104位教授发表宣言,抗议反动派轰炸开封,“迫切呼吁全国父老,共同抗议。”1949年1月16日,黄国璋与北平10余位教授,应北平“剿总”傅作义之邀,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谈和平解放北平与军队出城事宜。1月27日,黄国璋与北平文化界30余位人士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14日所提八项和平主张。5月的一天,毛泽东到北师大看望汤王噪真、黎锦熙、黄国璋及许德珩夫妇等九三学社的朋友,听取黄国璋关于九三学社成立经过的汇报。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并嘱咐大家为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努力。事后,黄国璋积极参与政协筹备工作。

1950年11月29日—12月5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代表会议性质),黄国璋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40年又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等历史问题,说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给予猛烈批判,撤销其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理学会一切领导职务。“多亏竺可桢等一批老前辈力保,年近花甲的黄国璋先生才免西出阳关。”(《民主与科学》1996年6期)应本人请求派到陕西师院(后为师大)筹建地理系。他不计个人得失,努力教学,多次找党组织汇报思想,申请入党。

1966年,70高龄的黄国璋,申请去农村社教与贫下中农“三同”,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他说: “我是搞经济地理的。对农村、对贫下中农不了解,就难以教好经济地理。同时,我们老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实际,接近工农,才有利于思想改造,才能锻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回校后,正准备向校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书。“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两夫妇被轮番揪斗。9月6日与夫人范雪茵含冤去世。1978年6月17日陕西师大隆重举行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1979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为黄国璋恢复名誉。1996年5月30日,又在陕西师大召开盛况空前的黄国璋诞辰百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陈学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吴传钧等6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北师大、浙大等国内10多所名牌大学54位教授,10多家新闻媒体。以及湘乡的代表等参加大会,对黄国璋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致力爱国民主运动,给予充分肯定,称他为地学界先驱、先师与泰斗,大家表示要学习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爱岗敬业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学习他精深而又与时俱进的地学思想,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黄国璋有5女1子。他处处充当子女的表率,不吸烟、不喝酒,无其它不良嗜好,专心致志做学问,一心一意讲奉献。他严格要求子女,一辈子跟共产党走,并要求他们在艰苦中锻炼成长。他的女婿刘涤源是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整风中被错划成右派,黄国璋与他谈心,鼓励他相信党和人民,走认准的道路。三女兴友毕业后,支持她长期在云南边疆工作。幺女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参军赴中老边境,她给父亲写信报告军旅生活情况后,黄国璋给众儿女写信说:“兴燕来信,她思想进步,认识正确,工作热情很高,可喜!这确是她一次很好的革命锻炼时机。”20世纪50年代,他给四女兴宁写信,谈如何做人时说:“一个人的品质:1、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怎么样,至少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最低的政治要求。2、做人必须忠诚老实,而不能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是非常重要的。3、做事要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一个青年若具备这三条,在品质上也算差不多了,至少说是一个可靠的人。如果一个人基本不可靠,其它也就无从谈起。”他对儿女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力民,从小就严格要求。1958年,大炼钢铁,读高三的儿子与同学一道去60里外用板车拉石灰,感到为难。他鼓励儿子:“都是年轻人,农村孩子能拉,你也能拉,身体是锻炼出来的,再累,累不坏人,锻炼自己,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在他的教育下,6个子女都在大学本科毕业,都成为国家有用人才,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其中3个参军。

黄国璋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科学的精神永垂不朽!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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