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不到吧?鲁迅与黄兴竟然是同学!

   

  鲁迅(资料图)

   

  黄兴(资料图)

 

  1902年,鲁迅与黄兴先后至日本,入私立弘文学院留学。同样作为历史人物,鲁迅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后来成为革命伟人的黄兴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日租界的大陆新村9号寓所。他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动笔于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25周年纪念日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用鲁迅的话说,自己之所以“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留学日本期间的剪掉辫子,主要不是为了排满革命的复仇雪恨,而是“在实际上感到不便”。

  作为比较,鲁迅谈到黄兴在日本私立弘文学院留学期间的精神面貌:

  “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所采用的名字是周树人字豫才,黄克强所采用的名字是黄轸字堇坞,黄兴字克强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后才改用的名字。遍查《鲁迅全集》,除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之外,仅有写作于1925年6月16日的《杂忆》一文提到过黄兴的名字,而且是作为历史教训中的反面教材来加以介绍的。摘录如下:

  “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这里所说的黄兴不对满清政府复仇却偏偏残酷对待土匪兵,指的是1912年4月11日晚上,南京第七师所属来自江西的二十七、二十八团的士兵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商户。正在上海与新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商议要事的黄兴,于12日早晨乘专车赶回南京,在参谋长李书城、广西革命军的军长王芝祥等人配合下实施残酷镇压,有200多名士兵被逮捕枪毙。14日,黄兴就兵变事致电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表示自己要引咎辞职“以谢国民”。在袁世凯的一再挽留下,黄兴开始大刀阔斧实施裁军计划,不仅把两团江西士兵缴械押回原籍,而且把来自广西、广东、浙江的革命军队陆续遣送回籍。

  鲁迅当时正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仅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而且由于同乡好友、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于1912年1月13日深夜被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密谋杀害,从而与他的恩师、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一样,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领导的同盟会及国民党处于精神上的敌对状态。正是基于这样的革命经历和人生体验,他在《杂忆》中表示说: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鲁迅所说的“较为坚实的工作”,是包括反叛强权的暴力革命尤其是血腥复仇的,用他的原话来说,“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

  为以尼采式“超人”自居的鲁迅所不理解也不愿意虚心学习理解的是,“谁来裁判,怎能公平”的问题,不仅在“美国法国式的共和”社会里,已经成功确立了民主宪政、司法独立、依法裁判的解决方案;而且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十二表法》第7表第9条中,已经有过这样的规定:“高于15尺的树枝,应刈除之。”意思是所有人土地上生长的树木不能高于15尺,以至于树荫影响邻居土地的作物生长。它所体现的是罗马法要求所有个人自限其权利以实现法律社会性的公民意识和公正原则。欧美社会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大同共和的根本基点,正是这种自限权利的公民意识和公正原则。反过来说,鲁迅主张的撇开现代法治“自己裁判,自己执行”以至于“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的暴力革命与血腥复仇,无论在表现形式是多么“坚实的工作”,都只能是与普世性的民主宪政、大同共和的制度建设背道而驰的另一种路径选择。

  返观历史,至少在尽可能“文明”地避免“残酷的报复”方面,辛亥革命期间的黄兴,要比他的弘文学院时期的老同学鲁迅,要表现得更加坚实也更加理性一些。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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