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袁世凯扶上马又拉下马的两位邵阳人

  是谁把袁世凯扶上马,使他最终爬上权力巅峰?是一位邵阳人。又是谁把他从洪宪皇帝的宝座上拉下马?还是一位邵阳人。 

  袁世凯的伯乐:刘坤一 

  如果说袁世凯是一匹千里马,那么发现他的伯乐,便是湖南邵阳人刘坤一。刘坤一本是湘军统帅,袁世凯是淮军部将。然而,刘坤一却能摒弃门户之见,先后两次保荐出身淮系的袁世凯。

 

  刘坤一

  第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一败涂地、日寇长驱直入的危难时刻,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被光绪帝任为钦差大臣。刘氏奉旨出关督师时,发现在关外前敌营务处做转运工作的袁世凯办事干练稳妥,甚是喜欢,感叹人才难得。《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立马请求朝廷将自己部下、失职统领革职严惩,同时向朝廷保荐袁世凯接替:“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察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

  刘坤一花费这么多的文字对袁世凯予以肯定,可见他对袁世凯厚爱有加。刘坤一的保荐,直接促成了袁世凯“迅即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得以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

  第二次是刘坤一以两江总督之身兼任主持清廷国防工作时,当时,在小站练兵的两位主帅胡燏棻、汉纳根辞职。在刘坤一的大力推荐下,光绪正式召见了袁世凯,并把练兵重任交给了袁世凯,使他获得了一次培植亲信的大好机会。

  与袁世凯发迹相关的三大元老,刘坤一对袁世凯一再扶持荐举,所做的工作是最给力的;张之洞与袁氏恩怨相连,关系时亲时疏;即便被人看作是同一“山头”的李鸿章,也不看好袁世凯。而刘坤一,原本对李鸿章的北洋系相当不满,独独对与之素无渊源的袁世凯青睐有加,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爱才。海陆接连大败、湘淮两军都暮气深重之时,刘坤一“国难思良将”,从勇于任事、善于任事的袁凯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表达了不拘一格求人才的急切心情。因为求才若渴,以至于饥不择食,刘坤一提出“唯能是予,不必其流品何如”的主张,为袁世凯这种有能无品的“人物”进入政治核心,奠定了基础。

  刘坤一对袁世凯不仅“扶上马”,而且不断地“送上一程”。他把与张之洞共同缔造的一支洋枪洋炮装备的“自强军”拱手送归袁世凯的麾下;当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时,刘坤一又率先署名支持。刘坤一何等人物,他的举荐,对袁世凯有这么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看看张謇致送刘坤一的挽联,便可想见。联曰:

  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

  刘坤一在晚清的作用颇大,正是刘坤一的两次推荐,成就了袁世凯日后的大红大紫。

  袁世凯与蔡锷:从朋友到政敌 

  邵阳人刘坤一把袁世凯扶上马,使之最终爬上权力巅峰;而另一个邵阳人则把袁皇帝拉下马,使之遗臭万年。

 

蔡锷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比较微妙。他要去日本东京找老师梁启超,在长沙动身的时候只借得两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六元大洋,而袁世凯一送就是大洋一千元。蔡锷能顺利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慷慨资助是分不开的。

  蔡锷以“士官三杰”的殊荣留学归国后,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世凯没有太多的交往,但袁世凯一直把他引为亲信,蔡锷也始终记着袁世凯的襄助之恩。1912年1月12日,已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致电黎元洪时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是因为政见不同,蔡锷主张推翻君主专政制度,而袁世凯对清王朝死心塌地,蔡锷便逐渐改变了对袁世凯的态度。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就改变了。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说“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内战纷争,讨袁之声不断,蔡锷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勿动兵。

  1913年6月,“二次革命”前夕,黄兴派原宝靖招讨使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蔡锷答道:“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严正地说:“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心休怏怏而返。

  然而,拥兵自重的袁世凯早已把整个国家看成囊中之物,铁了心要做皇帝、搞家天下。蔡锷与他交谊虽好,但政见截然相反,袁世凯心知肚明,故视蔡锷为心腹之患,笼络不成便想牢笼蔡锷,1913年10月袁世凯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来京养病。蔡锷到京,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信,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且几乎天天召见,名义上是磋商政要,其实是提防他。

  当蔡锷摸清袁世凯的本性后,也将计就计,明里“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不发表任何政见,而且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暗中与梁启超、黄兴等人密商大计,准备找个机会返回西南起兵讨袁。他甚至爽快地在赞同帝制签名书上签了名,以此迷惑袁世凯。尽管袁世凯紧紧监视着蔡锷,但蔡锷最终巧计脱身,绕道日本到了云南。当初袁世凯曾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蔡锷“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召集旧部,扯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竟然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在蔡锷看来,他之所以起义反袁,于公是为保卫民国,于私是出于个人感情,不忍心看到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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