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震鳞的家世和生平简述

周震鳞的家世和生平简述 
  
  作者:周世贤 
  
  
    一、青少年时期

  先父周震鳞,字道腴,湖南宁乡县人,1875年12月1日(清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四)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祖父名筱堂,祖母肖氏,佃耕了薄田十亩,曾祖父年逾七十,矍铄在堂.先父有二姊一兄一弟,八口之家,全靠祖父这个唯一的劳动力维持生活。叔祖父理琴,以县案首(第一名秀才)名诸生在长沙设馆授徒,与叔祖母毕氏结婚,因家于省城。舌耕所得,也常奉曾祖父甘旨,并于年头岁尾回乡省亲,而经济生活同样贫困。祖父因仰事俯蓄,终生劳苦,忧劳成疾,吐血不止,无钱治疗,还不到三十岁就患肺病去世。遂致人亡家破,祖母改嫁,两姑母给人家当童养媳,最小的叔父震勋,出继族人为孙,家里只剩下伯父震农和先父兄弟二人,随侍着高龄的曾祖父过活。祖父去世的时候,先父年方六岁,伯父亦仅八龄,他俩兄友弟恭,相依为命。伯父很早就操持家务,稍长就如像成人一般努力耕种,先父形影不离,充当他的助手,放牛打柴,从不叫苦;但极愿读书,求知欲很强烈.

  远在明末年代,何腾蛟最后败退到宁乡整军勤王,  “反清复明“。我家的祖先毁家纾难,大力支持。现在还有“大屯营”遗址。同时还连夜改修族谱,把当地朱元璋的子孙封为吉王的后裔合并为周姓。何腾蛟殉国后,清朝政府镇压革命,我们周家有八位秀才被害,临刑前遗嘱子孙后代,永不仕清。所以我们全族在清朝二百几十年间都是“耕读为本”,没有在清朝政府做大小官员的。  

  先父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家乡有参加农民起义脱险归来的人员,当地农民非常尊敬他们。有位大家称呼“汤八王爷”的,遁迹空门,当了和尚,但仍饮酒食肉,豪气不减当年。他的妻子是周家之女,先父叫他姑父。汤常来我村串门,很喜欢先父,常向他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因此,从小就种下了民族革命思想的根苗。

  十二岁那年,叔祖父理琴春节归省,看到先父体格魁梧,性情敦厚,认为可成大器,于是拜托一位饱学书的塾师为他启蒙,为了要求这位老师在两年之内教完四书五经,虽然家贫,却加倍的奉上束修。先父聪颖异常,过目成诵,两年就能够撰文属对,完成了叔祖父交代的功课。叔祖父就决定带他到长沙亲自教读,并让他从在长讲学的名师进修。

  叔祖父理琴,擅长书法,精通经史,当时的湖南巡抚吴大澂,是著名的书法家,和他结成布衣之交,因而叔祖父在长沙也有相当名望,门徒日众,他所教的学生得中举人和进士的颇不乏人。可是,他本人久困场屋,连个举人都没考中。耿耿于怀,郁郁不乐,三十八岁就与世长辞了。叔祖母没有儿女,先父就过继叔祖父为嗣,叔祖父逝世时,先父正在两湖书院肆业,曾祖父在叔祖父前以八十六岁高龄寿终乡里。

  先父十八岁应县考,得中秀才,这就取得了赴武昌投考两湖书皖的资格。张之洞亲自临场监考,看到先父笔不停挥地写了很长一段文章后,随即抄入草稿(那时作文试卷要交草稿和滕清各一份)然后继续写下去。张很惊奇,便对先父说道:  “你把文章一气呵成地写下去,不用交草稿,以免打断文思,耽误时间。”先父就按他的做。榜发时名列第一。因此,张之洞对先父的印象深而且好。后来多人向他告密,他总是说:  “周某思想纯正,不是革命党人”。

  黄克强先生继先父之后,到两湖书院学习,他的父亲和叔祖父理琴是好友,因而与先父是总角之交。他俩志同道合,在两湖书院——直同住一个斋房五年。黄长于先父一岁,先父以兄事之,并一同从杨守敬、邹沅帆两名师学舆地,喜研历史和兵法,常自学到深夜不息。他俩和谭嗣同、唐才常时相过从。对于他们的秘密活动,尽力相助,广为联络。谭嗣同和唐才常先后失败和牺牲,湘籍志士被株连和杀害的约有二、三十人,都是积学志士。他俩非常悲痛,更加下定决心,排满革命。  

  当黄克强先生派送日本弘文师范留学时,先父也被派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但他俩唯恐中断连络革命同志的事业,商定先父放弃留学机会,留在国内工作。

  先父毕业两湖书院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关心桑梓教育,奏调先父回湘办学,任命为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1902年春,先父回到长沙,与教育界同志创办了中小学校多所。校舍不足就毁庙宇,改各县试馆充作校舍。先父改宁乡试馆为宁乡师范和宁乡中学堂;徐特立和姜济寰等四位好友,考入了宁乡师范。

  二、参加华兴会、同盟会

  黄克强先生毕业日本弘文师范回国,任教于胡元琰先生等创办的私立明德学堂,学校便成为了湖南革命的中心。先父担任该校地理教师。还邀来王正廷教英语。

  1903年冬,革命志士二十余人借黄克强先生三十初度那天,议决成立华兴会,先父参与了创立工作。

  1904年秋,华兴会谋于慈禧太后“万寿节”时在长沙举行起义。筹备期间,黄克强先生与先父密约,由于先父有张之洞和张百熙的爱重,要先父隐蔽起来,以便万一失败时保存革命力量,营救革命同志脱险。因而黄克强先生出走后,先父仍安全地留在长沙,主持会务。

  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孙中山与黄克强两人同作先父加盟的介绍人。

  1906年夏6月,孙中山先生派宁乡陈家鼎、廖涧泉两会员回湘鄂运动革命,并将加盟证书郑重面交先父。同时派乔义生偕法籍军官欧极乐来长江一带考察党务。先父在武汉雇了一只小船,向欧极乐汇报两湖革命进展情况,被清廷密探驾舟尾随窃听。这时他们才发现先父是长江一带的重要革命首领。张之洞已离鄂入京。于是清朝政府下令通缉,先父只得去上海转赴日本。抵东京后,住黄克强先生家,偕黄晋谒孙中山并会见了各省革命同志,结识了日本朋友头山满、官崎寅藏和犬养毅等,还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前,先父又潜回国内,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该校是李光炯先生创立的。李曾在长沙开办安徽旅湘公学,热心教育,支持革命,回皖后是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先父在长沙时曾在该校教习舆地,老友重逢,获得掩护。徐锡麟刺死恩铭就义后不久,端方在南京密派水师一营,赴芜湖捉拿先父,适值熊希龄任端方的文案,看到这个密令大惊。他即时向端方请假,佯称湖南来电催他甚急,促他回湘开办西路师范学堂。端方当即准假,熊马上由南京搭轮抵芜湖,再奔安徽公学,告先父以紧急情况,并出示开赴武汉的船票两张,立刻促先父一同登舟,在舟中熊极力主张先父赴北京,他说,北京文恬武嬉,有如汪洋大海,同盟会最近从日本派回近百名留学生,打入文教宣传机构,制造舆论。你可以去那里活动,比在湖南和安徽更能发挥作用。先父听从了他的意见,就在武汉分手,一回湖南,一赴北京。

  抵北京后,先父就任北京师大学堂舆地教习,并在帝国日报、顺天时报撰文宣传革命。

  1909年,清朝政府为舆论所迫,搞了一个所谓君主立宪的预备会议。先父率领革命学生百余人到会旁听,从旁听席上高呼反对口号,投掷坐椅,会场大乱,先父当场被捕,旋经吴禄贞等设法营救获释。遂赴天津转回长沙。

  三、反袁斗

  1911年冬,先父以湖南省议会选举产生的国会参议院议员和组织中华民国政府的湖南省代表身份赴北京。袁世凯深知先父在革命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大肆笼络,专派朱启钤负责招待,并特委先父为教育总长。但见面时只谈风月,从不讨论建立民国和立法行政等国是。先父乃不辞而别,回到长沙辞去代表职务。袁打来电报质问谭延闿,“何事开罪于周代表?”还对熊希龄说:“周道腴是你们湖南人中最坏的坏人”。

  先父回湘后.积极作对抗袁世凯的准备,开办了军装局(一作军械局),购选枪支弹药。湖南的地主豪绅和反动势力投机分子,酝酿“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叛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了军装局。先父遂住到黄吉亭牧师的圣公会指挥革命工作。及至谭延闿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才搭日轮出走。停泊九江的时候,袁派来缉捕的军警,登轮向日本船长要求引渡,日本船长不允。先父因同船的有黄克强先生老弱家属和革命同志多人,恐遭连累,就与列名缉捕名单的陈强及其夫人、如夫人登上缉捕船就逮,被押回汉口日租界捕房。经过国内同志和日友犬养毅、头山满和官崎寅藏等人的营救,特别是杨度先生在袁世凯面前力争,在日本租界捕房拘留了两个月,终于释放。先父由日船“嵯峨”号护送赴日,黄克强先生和刘承烈已在东京赁屋迎候逾月,相见后悲喜交集,三人同居,商讨继续反袁斗争。

  四、反对北洋军阀

  1916钧批凯毙命。先父随孙中山先生回到了上海。约法恢复,国会重开,孙中山先生命前往北京,同北洋军阀昨作政治斗争.先父在北京开办了《真共和日报》,宣传三民主义,及时报道孙中山先生对时局的革命主张;揭露北洋军阀假借共和,实行残民卖国的内政外交。

  1917年4月,孙中山先生偕海军总长程壁光,由上海率领肇和、永丰两艘炮艇,开赴广州护法,先父和林森等奉命随行。8月,南下护法议员抵达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孙中山、朱庄澜将二十营兵力交陈炯明,以之为总司令,作为革命的基本部队。陈炯明是同盟会会员,1915年在东京曾与先父等人奉派到南洋群岛宣传反袁募款,先父病中,他为之煎药熬汤,交谊亦厚。这次得中山先生信任,委以军职,先父也不疑有他,谁知后来竟至叛变!陈的师长洪兆麟,湖南宁乡县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亡命日本时因小同乡关系与先父过从甚密,这时洪对先父信誓旦旦,表示誓死拥护大元帅,先父也认为他是反对西南军阀的一支可靠力量。岂知后来成为了陈炯明谋逆的主将!

  1918年,孙中山先生没事务所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先父子年前由广州回到上海,经常到事务所工作,曾担任一个时期的秘书长(五、四运动前后)职务。

  1920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先生派先父由上海回湖南,持中山先生手函面交谭延闿,传达北伐大计和对湖南的要求。湘军将领鲁涤平、陈嘉佑等都积极拥护,调动所部集结省城待命。而谭延闿仍推诿不决,不肯发布命令,于是先父和湘军将领一致决议倒谭。这时谭延闽故示暇逸,邀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以及国内名流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和张继等来湘讲学,大开“学术讲演会”。游山玩水,共庆升平。张继与先父自明德学堂共事以来,交谊深厚,住在我家,先父密告以倒谭计划,张吓得张口结舌。先父见状,就在倒谭前夕把他们都送走了。

  倒谭后,先父推赵恒惕为总司令,林支宰为省长,先父布署初定,急忙赴粤复命。谁知离湘方旬日,赵恒惕又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杀害了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和易象等八人,湖南又成为孙中山先生北伐大计的障碍。  ’

  1921年,国会再次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积极布署出师北伐。湘军陈嘉祐率部开抵韶关,孙中山任命先父为湖南劳军使,进驻郴州,筹备设置大总统行辕,后因改道桂林,先父就结束了这段工作回广州复命.

  1922年陈炯明叛变,先父回到上海,谭延闿在上海向先父表示悔悟,并声言此后有生之年,踢诚掘护中山先生,顾为北伐荷戈前驱。这时先父深感革命武装薄弱,认为谭延闽三次督湘,只要诚心参加革命,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是能够号召湘军鲁涤平、陈嘉祐等提兵相助,壮大革命声势的。于是重新介绍谭延闿加入国民党。陈炯明叛乱平定后,西南各路军队云集广州,•加以湘军拥至,饷粮浩繁,廖仲凯先生主持财政,筹措军饷,任劳任怨,备极辛勤。先父曾说以牡甫诗句“万古云霄一羽毛”移赠廖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父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他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在各部队中发展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入党.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父告我,在环龙路办事处曾开过一次召集在沪重要党员表决这一重大问题的会议。会前,廖仲凯先生来我家访先父,告以孙中山先生已下最大决心,如果多数人不同意,那就解散国民党,个人加入共产党。希望先父去说服居正、张继、邹鲁和谢持等人,先父如命再三说服了他们。开会时,先父任执行主席,孙中山先生端坐一旁列席,结果一致通过。孙中山先生大为欣慰。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第—次代表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先父向中山先生建议,愿赴比方联络同志策动军队推翻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他就派先父赴冯玉祥军中活动,接着又派了徐谦、李烈钧等人前往。结果组成了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取得了推翻曹、吴直系军阀的胜利。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同志拟推先父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由于正在北方策动军事,不能离开,因荐覃振以自代。

  中山先生道经日本抵津时,先父趋赴天津迎接,简要地汇报了北方革命形势,孙中山先生扶病倾听。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先父又趋赴北京执绋。停灵碧云寺后仍回河南开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激发了完成孙中山先生北伐大计的遗愿。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请先父和田桐先生二人前往山西太原阎锡山军中,促阎率部响应。他俩在太原住了将近二年,获得了关内可称统一的结果。

  五、蒋介石背叛革命后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先父尚在太原,以元老派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被派赴北平接收府院(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改北京市为北平市),并派国民政府文书局局长扬熙绩、铸印局局长周仲良,效领一批工作人员,秉承先父意旨,赴北平办理具体工作,设办公处于中南海。蒋介石在此期间曾来北平,与先父密谈数次,意见不合。因此,在接收府院后,让杨、周回南京复命,先父留北平不返,还大病了半年之夕。

  南京同民政府成立后,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易帜,先父曾参与其事。先父每以爱同主义说张学良将军和东北老一辈将领。张学良将军易帜时,张继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代表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前往,张学良将军坚邀先父同往,先父欲善始善终,并想借此考察关外形势,也就率黄一欧等前去参加。自此以后,先父杜门谢客,每日以写字消遣。

  日本犬养毅先生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来中国访问,并到北平探视老友,这时的情景,对他来说可谓“访旧半为鬼”了。他和孙中山、黄克强先生以及同盟会的老同志,交谊深广。生平主张日中友好,反对侵略中国。抵北平后要求和先父畅叙阔别。先父设家宴欢迎了他,约集了同志二十余人作陪,并大家合影留念。在我家盘桓了一天,黯然而别,日本法西斯军阀悍然侵华前夕,公然把首相犬养毅先生杀害,先父闻耗,悲痛不已。

  1930年,阎锡山、汪精卫酝酿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坚邀先父参加,均被拒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先父迁居天津英租界和安南里。先母和我都喜居北平故都,先母命我到天津向先父陈说,先父斥责道:“你们要等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北平才肯离开吗?这个日子即将到来了。”我听了还不肯信,心想日本哪能来得这样快呢?结果移居天津不到半月,“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阎、汪扩大会议失败后,蒋介石令张学良将军入关接管平津等地时,北平有过几天的“真空”,人心惶惶,一个晚上,我们静坐冥思,阒寂无声。忽报有客来访,原来客人是张学良先生派来的先遣部队董英彬旅长。奉令向先父征求他应否带兵入关的意见。我在隔室清楚地听得先父对董旅长说:“汉卿通电主张息兵,我很赞成。现在既然是和平接收,无须重兵入关。日帝虎视耽耽,蠢蠢欲动,东北首当其冲,我看东北军当前首要任务,应该是加强对日帝的防御,倘若重兵入关,日帝就有可能乘虚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我家在天津住到1932年底。居津期间,先父的挚友刘承烈先生由武汉来津,住在我家,先父生平性情梗直,友人中有的敬而畏之,有的后来因追求名利敬而远之,有的甚至绝交割席,始终无间,志同道合的帷有黄克强先生和刘承烈先生二人。黄长于先父一岁,以兄事之;刘小于先父八龄,以弟友之。刘于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实业司司长,始终不肯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先父钦佩,自愧弗如。这时他俩研究书法,刘的书法遒丽过人,先父则老笔纵横,各具风格,每天字课几乎超过八小时。但是,眼看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不许抵抗,为之痛心疾首。

  日本战犯土肥原,这时在天津大肆活动,力图制造傀儡。对象有溥仪和段其瑞两人。先父在津时与段交往,因段家常有高手对弈围棋,先父喜往观局。每劝段千万保持晚节,段尚有民族气节,连夜秘密迁居英租界.

  1932年岁暮,因天津不能安居,先父只得回到上海,翌年春间,于右任、居正来沪劝说先父团结抗日,南京政府恢复了他的国民政府委员名义,但他仍不肯定居南京,只是每月派随从秘书领取薪金,维持生活。并对先母叹息说;“免死而已矣”。

  六、抗日战争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先父于1936年冬回到长沙。他对我们说:“现在好了,有了共产党动员全国各界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了。”

  有一天,我们同看《良友画报》,上面登载了延安抗大的生活照片,还有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和谢觉哉四老的照片。先父接过去看了又看,不忍释手。这是由于画中人除谢老这,吴林、徐三老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和先父共过事的老友,先父认为中们都是有学识、有主张的革命家,二十年来艰苦卓绝地参加共他革命,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卢沟桥事变后,先父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寄希望于延安。

  堂兄周世钊,是长沙中等学校著名的语文老师,在好些中学教课。学生都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好友,每当课文讲到告一段落的时候,就要求周老师讲毛主席的革命故事,周就借讲坛宣传毛主席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学生抗日救亡。不少学生陆续奔赴延安。有时周来我家问候先父起居,我们同样向他要求,先父坐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先父回湘后,张治中、薛岳相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重庆国民政府照例派先父监誓训话。先父在讲话中总是勉以抗战到底,特别强调湖南人的枪杆子决不对内。

  薛岳主湘期间,先父在家乡过了一段田园生活,每天跟农民一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植树造林,共话桑麻。回到家里就吟诵杜甫和陆游的诗集.偶然写字,则喜书陶潜的《归去来辞》。

  长沙四次会战,宁乡沦陷,先父避居湘乡、安化一带,最后不得已入川。抵重庆后便对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提出要住灌县的青城山。张群就派员派车护送前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先父即寓青城山回湘。这时蒋介石派吴奇伟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先父又照例监誓训话,又未经他自己同意,发表先父为“湘鄂赣宦慰使”,刘文岛为副。先父认为抗战八年,人民依旧水深火热,灾难深重,拿什么来宣慰!?及至刘文岛率工作人员抵长沙时,拿出来的文件资料尽是为蒋介石想当大总统作宣传准备的。先父气愤地说:“我在议会斗争了卜辈子,不能再搞自欺欺人的把戏了”.虽经孙科、吴铁城再三电促,先父也明知无非利用他这块老招牌,只好默认,但还是不肯前往鄂赣两省去搞所谓宣慰的使命。刘文岛只得独自一人跑了一趟。

  1947年夏初,先父曾到上海次女周芳家居住两月。主要为了探视老友覃振和柏文蔚的病状。道经南京也曾在姻戚家小住了几天。不久,覃振、柏文蔚相继逝世.

  在南京和居正、于右任见了面,他俩也各设家宴招待。我随侍在旁,听得他们悄悄地对先父说:“老大哥,你多好!我们只好当殉葬品了”.先父回答说:“你们的腿脚不是长在自己肚皮下的吗?”他们无言可对,把话头转向湖南情况和先母的健康如何。

  在上海和老友沈钧儒、朱蕴山见面较多,从而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非常兴奋。由于先母在家乡病重,随即离沪回湘。

  先母梁羲文,毕业周南女校师范班,与先父结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囊助先父一心从事国民革命,使无内顾之忧,生平生活朴素,勤俭持家。在抗日战争中,辗转他乡,患脑溢血,而长沙小古道巷住宅被焚,无力重逢,日帝投降后—直住在家乡.为了盖房和和免除购置粮食的困难,置买了族人的田地数十亩。1951年初,家乡于先母逝世后进行土改,先父在长沙任军政委员会顾问,拥护土改政策,经由省统战部和土改委员会区别对待,家乡农民的谅解,完成了应完成的任务。并将家藏的书籍和碑帖字画等文物,专函捐献给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1948年程潜回湖南任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仇鳌及在省民主人土,发起湖南和平自救运动。次年8月,程潜,陈明仁等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唐生智和先父仇鳌等各界人士通电响应。

  七、幸福的晚年  

  1951年国庆,毛主席电邀先父赴京观礼。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命我随侍入京。抵京翌日,毛主席设宴中南海勤政殿欢迎.陪客为李济深、邵力子、章土钊和周世钊等。毛主席平易近人,对先父尊重亲切,先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尽欢而散。先父回到招待所对我说:“七十六岁了,还能目睹人民政府簇新盛治,祖国前途无限乐观”。

  接着被邀列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尚会议一届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会见了很多党内外的好友,心情非常舒畅。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先父在湖南选区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届继续当选为代表。

  以后十年中,先父年事日高,精力逐渐衰退,限制了他的政治活动。但目力很好,每天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认真读报,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交通运输,尤为注意。武汉大桥建成后,更加欢忭。因为他在这里渡过的是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啊!

  1964年春节后,因患肺炎住北京医院治疗,延至3月28日清展四时逝世;终年九十。人大常委会和民革中央组织了治丧委员会,举行了向遗体告别和追悼仪式。毛主席、周总理,刘主席、朱委员长以及各有关机关都送了花圈,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了追悼会并向遗像献花,朱蕴山同志致悼词,骨灰盒安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举行向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时,徐特立老人亲自莅临参加,而且老泪纵横,极为悲痛,存殁均感。

  先父漫长的一生,经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奔走一生,终于看到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前途,可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毫无遗憾。

 

 


来源:长沙文史资料
日期:1991年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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